严裕棠和光裕公司（二）

agent3320

严裕棠和光裕公司（二）

盘下"苏纶"，创办光裕公司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严庆祥以洽记公司的名义向业主盛记公司租办苏纶纱厂后，历时一年有余，一直不顺手，使他大伤脑筋。真是祸不单行，只这一件事就够头疼的，偏偏苏州当局以苏纶厂房有倒坍危险为名，勒令停工。严庆样找到业主，业主反咬一口，说是严庆祥在承租期间不事保养，反加损坏，拒不承担修理之责。严庆祥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但他忍不下这口气，愤然起诉。官司打了几个月，毫无结果，更添损失。 　　此事被严裕棠知晓，预知不妙，便想找杜月笙出面了结事端。严庆祥闻听吃了一惊，心想：请杜月笙，简直白日作梦，何人能有此本事？严裕棠知道儿子半信半疑，便说： 　　"我不但要了结这场官司，还要把苏纶盘下来。" 　　杜月笙是大青帮头子，浦东高桥人。尽管出身卑微，曾因在"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而得了个"莱阳梨"的浑名，但发迹以后，便一改过去的形象，总是斯斯文文的。他不愿人家像对黄金荣一样称呼他为"老板"，而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杜月笙既与南北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名人广泛结交，又体念手下，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弟兄所称道，特别在工商界，只有找他出面，才可平安无事。 　　严裕棠还真的请动了杜月笙。 　　一九二七年底，盛记公司将苏纶纱厂作价三十万两卖与严家。严裕棠是以光裕公司的名义买进的。 　　众人不得不佩服严裕棠的本事。 　　严裕棠成立这个光裕公司是颇费一番心思的。光是公司的名字，他就斟酌再三。最后，他从自己的号"光藻"中取一"光"字，从自己的名"裕棠"中取一"裕"字，组成"光裕"。光裕公司是大隆和苏纶的总管理机构，由严裕棠自任总经理，严庆祥任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代表总经理具体领导所属各厂，总经理作最高决策。这样，严裕棠就将他的事业在经营管理的组织形式上划分开来，进一步体现了自己的集权思想。 　　此举对儿子们震动很大。他们议论纷纷，庆瑞说： 　　"父亲真有本事，有胆识，非一般人所及！" 　　三子庆祺说： 　　"二哥所言极是。不过老头子可不光是'胆'，而是眼力毒。在他的头脑中，铁棉联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甚至已经看到了铁棉联营的广阔前景，才不惜血本拼老命了。" 　　孩子们说的一点不错，买下苏纶后，由于整修扩建和经营的需要，额定资本为八十万两，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严家的，少数由严家亲友投资。严裕棠又争取到中国银行为期三年的长期贷款计一百五十万两。 　　苏纶原有纱锭二万余锭，经过一年多的修整，焕然一新。开工后，营业情况一反过去二衰三竭的状况，为一般纱厂所望尘莫及。 　　一番忙碌之后，大局已定。眼看年关已近，在严裕棠的授意下，严庆祥马上安排为地方绅查机关委员选择要人赠送礼物。此举为一种物质表示；另外还要对于当时官绅有名的人物发出贺年红片，此举为礼貌的周旋。 　　严裕棠为笼络苏州地方势力所支出的特别费用是庞大的，苏州地方势力也同样给予严裕棠特别的惠顾。 　　苏纶纱厂不久即增设分厂一所，计纱锭二万锭，接着又成立了附属的织布厂，初有布机三百台，后陆续增至一千台。苏给隼销纱二万余包，布十一万匹。苏纶出品的天宫牌纱，以其优良的质地，成为上海交易所中做期货的筹码。苏给的纯利，每"年均达四十万两之多。 　　严裕棠自买下苏纶纱厂后，进行大修整，增置二万纱锭。除一部分机器进口外，都是大隆制造的。其中包括粗纱机、细纱机、回丝车、并条机等等。以后增设的一千台布机，也是大隆制造的。大隆生产业务的发展，主要靠铁棉联营推动，苏给的扩展确实为大隆的机器制造提供了一条生路。 　　严家事业上的成功，导致内部矛盾爆发。有关资料这样描述了严家内部矛盾的产生和激化。 　　严庆祥此时羽毛丰满，对两个弟弟弃而不用，极力提拔自己的嫡系。严庆祺忍不下这口气，便找二哥发泄： 　　"大哥存心不良，为何将我弃之不用？" 　　严庆瑞闻听，说道： 　　"我何尝好过，在大隆，虽说经理是我，但厂长黄朴奇是大哥找来的，副厂长唐志虞是大哥的亲信。我这个经理是有其名无其实，你以为我很滋润吗？" 　　"严家的财产本应兄弟们各有其份，为何大哥一人独揽？父亲难道不晓得吗？" 　　庆瑞低头不语。庆祺见二哥不语，继续说： 　　"大哥这样做是想独吞家产。我看他每日的花费甚大，财路从何而来？这其中一定有鬼。" 　　庆瑞说： 　　"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你我兄弟若占据这些位置，大哥如何营私舞弊？他能瞒过父亲一人，能瞒过我们兄弟吗？" 　　庆祺瞪大眼睛问： 　　"真有此种事？" 　　"你何时见我扯过谎？" 　　庆祺目不转睛地看着二哥，仔细回味着大哥的所作所为。苏纶方面都是大哥的亲信，经理由他自己兼任，厂长张子梁、副厂长潘耕苏、徐佐舜都是大隆学徒出身，都是大哥的铁杆。这些粗人能爬到现在的位置，岂不是一步登天，怎能不感恩戴德？肝脑涂地也会心甘情愿的。此时又听二哥说： 　　"当初，父亲有意让你去苏纶，我估计是想牵制大哥，但大哥却说你对政治有兴趣，宜从政而不宜搞实业，便一直不予重用。" 　　庆祺说： 　　"听说大哥在外面养女人无数，这得需要多少钱呀！" 　　"大哥经营大隆十年有余，每年赚万把两没问题，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严庆祥真的有私弊吗？一点不错，严庆祥对父亲一直执掌财政不肯放开是极度不满的，甚至是愤恨的，所以在暗地里也不时做一些手脚，隐匿下一些资财来，以应付自己的额外开销，以图自己日后的发展。起初不免瞻前顾后，后来也就满不在乎，觉得理所当然。大隆的资本额，少说有二十万两这个数，还不包括父亲其他的资财房产，而自己自一九一六年掌管厂务以来，已有十余年，从中又有多少进帐呢？于是他便狮子大开口，将银子落入私囊。 　　兄弟两人越说越觉问题的严重性，便双双来到父亲面前告严庆祥。 　　听罢两个儿子诉说的种种迹象，严裕棠也感到问题的严重。但怎样来解决呢？严裕棠也感到踌躇。这些年来，自己致力于经营房地产，疏于对厂务的具体管理，如果再统管起来，一则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再则也未必能一一管好。而严庆祥这些年来，驾轻就熟，一呼百诺，已是一把行家里手。此事尚需慎而又慎，免得影响生产，也免得人心不服而导致人心不稳，况且，事出有因，总得有个缘由。严裕棠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 　　严庆瑞、严庆祺见父亲如此烦躁，便屏住呼吸，不敢出声。 　　严裕棠此时仔细揣摸庆瑞所言的真实程度。在他的心目中，庆瑞确实是个老实人，甚至老实得过分，尽管在美、日等国留过学，但似乎不曾受到那里风气的影响，他的话，虽嫌证据不足，但却可信。想到这里便说道： 　　"你们回去吧，全当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此事我自会处理。" 　　几天后，严裕棠威逼唐志虞坦白他的所做所为。唐志虞额头上沁出汗珠来。他知道大祸临头了。有关严家父子之间的矛盾，他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会弄到自己头上来。唐志虞回忆了一下严裕棠所说的话，觉得严裕棠不过是想诈自己。什么暗帐？为了隐瞒盈利和保守营业秘密，以及偷税漏税，哪一家企业不搞两套帐册，大隆岂能例外？严裕棠是内行，不会不懂。至于暗帐之外的帐，只要当事人不松口，连神仙都无法搞清楚。归根结底，倒霉的总归是自己！事到如今，是武大郎服毒——吃是死，不吃也是死。于是，他断了一截手指，挥指写道：苍天可鉴。 　　严庆祥当时在场，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老头子明明是敲山震虎，表面威逼唐志虞，其矛头所指的正是他自己。唐志虞做了他的牺牲品。 　　事后，严庆祥打听到唐志虞的下落，遣人送去一笔钱，以此作为补偿。唐志虞便集资开设了一所机器厂。严裕棠得此消息后，立刻又给严庆祥一个警告。 　　这是一九三○年冬。严裕棠的小儿子刚好从德国留学回来。严裕棠借机对两厂的人事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大隆的经理：严庆瑞，厂长：严庆龄； 　　苏纶的经理：严裕棠，厂长：严庆祺。从此，严裕棠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将严庆祥架空了。 支持小儿子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 　　严庆龄自德国学习机械工程归来，意气风发，决意要大显一番身手。他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而厚，额高而聪明，鼻孔轩豁，富有热情，气度诚挚稳重，仪表英俊而富魅力，整个面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傲和若有所思的神态。严裕棠看着小儿子，分外喜爱。有关资料这样描述一场父子对话。 　　"龄儿，你看咱们的大隆如何？" 　　严庆龄毫不掩饰地说： 　　"父亲，您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何出此言？" 　　"父亲若是让我说真话，儿子可要开口了。您千万不要动气。" 　　严裕棠望着儿子，眯着笑眼，默不作声。严庆龄见父亲没有动气的意思，便说： 　　"我对大隆的发展极度不满，它由始至终贯穿着封闭、守旧、缓慢、落后。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及德国工人的四分之一，若将生产技术和工艺组织加以改进，提高对工人劳动的有效管理，则中国制造的机器至少在价格上可以与外国机器竞争，有希望向南洋一带的经济落后地区行销。这样，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严裕棠听了大喜，心想：看起来只有龄儿的想法与我如出一辙。于是说道： 　　"你有把握吗？" 　　"父亲若信得过我，儿子敢与您老立军令状！" 　　"好！一言为定，自明日起，大隆就交与你管理。有事父亲为你兜着。" 　　严庆龄听了，更加信心百倍。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沟自行"炸毁"南满铁路，进攻北大营，制造了武装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九月十九日，日军又出兵占领沈阳、长春等地。消息传开，中国民众无不义愤填胸，上海三万五千码头工人率先于二十四日举行反日大罢工。时隔两天，上海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同仇敌汽通过了对日宣战等决议案。接着，北平各界人民在故宫太和殿前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十一月三日，全国性抗日救国大会在南京开幕。由于全国民众抗日爱国情绪日益高涨，日货受到抵制，各行各业的资本家也减少甚至停止了对日本机器的进口，纺织业同样如此。于是，对国产棉纺机器的需求急剧增加。大隆可谓适逢其会。 　　此时，严庆龄的准备工作早已进行。他聘请了连忠静为工程师，实际执行总工程师的职务。连忠静是严庆龄留德期间的同学，是内燃机制造专家。当初，严庆龄出面把他介绍给大隆，曾被严庆祥拒用，严庆龄因此在心中打了一个结。如今轮到自己当了大隆这个家，他当然要一了夙愿，也有出一口气的意思。严庆龄同时还聘请了两位德国工程师：顾德华和许廉士，一个是铸造专家，一个是工具机专家。大隆第一次设立了总工程师办公室，在铸冶、机械加工、量具制造、热处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革。 　　铸冶方面：设计制造了每小时熔铁三千公斤的冲天炉，代替了原有的三节炉，对节约原料、提高熔化能力、降低废品率都起了显著作用。设计制造了翻砂机，推行型板造型，使原来一只一只起模子进步到十只、二十只一起，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还设计了"Roots"鼓风机、筛砂机、坭心格炉、铸造喷砂清除设备等等，大大提高了铸件的质量，降低了成本。为此，严庆龄还建立了实验室。 　　机械加工方面：大隆原有的车床多系皮带带动、宝塔盘式变速的车床，这时又自行设计制造了一种皮带带动、灵活盘式、齿轮变速的六英尺车床。此外，还设计制造了十六尺龙门刨床、可以同时刨十二根罗拉（纺织机上的重要零件）的罗拉刨床、八轴转床、有四个铣头可以同时铣削三面的龙门铣床以及锡林车床等等。在切削刀具上，淘汰了高碳工具钢，推广了高速钢的应用。 　　量具制造方面：严庆龄为了达到主要零件的互换性，建立了量具制造工段，同时着手训练了一批制造量具的技工，彻底扭转了过去对这方面极不重视的状况。 　　热处理方面：严庆龄认为不能仅仅由锻工来搞，设立了热处理工段淬火间，并且在整个上海首先采用了高温含氰盐浴渗炭，以代替过去的木炭固体渗炭，使纺机主要零件的产量和质量大大提高。这一切使严格棠耳目一新。留过洋的毕竟不一般，严裕棠对严庆龄不禁另眼相看。 　　严裕棠极力配合，全力支持。严庆龄如虎添翼，在工艺组织上也进行了改革。原来大隆的工艺组织分为制造和原动两部分，严庆龄取消了原动部，制造部的性质也改为安排生产和组织生产。对各部场内组织分工做了进一步细化，在有条件实行流水作业的产品中，组织了流水线。 　　正当他们热火朝天改革之际，严裕棠突然被绑架。全家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严庆龄主张告官，严庆祥坚决反对，他要请杜月笙出面解决此事。众兄弟都觉得严庆祥的主张比较稳妥，于是，纷纷推举严庆祥出面办理此事。严庆祥也觉得自己是长子，人头熟，理当担此重任。他义不容辞，自去行事。 　　严庆祥不负众望，终于在两天后将父亲接回家。严裕棠受此一惊，总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杜月笙坚决不让再提此事，免得再生是非。严裕棠总觉得心里不舒坦，便决定去香港散散心。严庆祥亲自把父亲送上码头。 　　走近码头，风愈加大了起来，扬尘播土，江浪如山耸。严裕棠望着浊黄的江水，浮想联翩。他回过头来，望着儿子老泪纵横。 收回已交给长子的大权 　　送走父亲后，严庆祥耳边不时响起父亲临行前的话：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个家该由你来当了。兄弟之间有矛盾，在所难免。你是兄长，你要让让他们，不要计较，宽容一些。……" 　　自香港回上海后，严裕棠一直有点后悔，当时真不该心血来潮，对严庆祥说了那一番话。 　　此时，严庆祥受政府委派，先去欧美考察，然后又随中国雇主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劳工大会。 　　严庆祥从国外回来，正值棉纱销路滞极，价格急剧下跌，跌到民国元年以下的水平。原因是一九三一年秋初，天津、河北一带及长江流域洪水泛滥，农田大部淹没，不但当年颗粒无收，而且因为积水不易疏通，影响到冬耕，以至第二年春收亦大为减少；春耕缺乏种籽，不能普遍播种，从而又影响秋收。几经折腾，百姓食不果腹，更未逞添补衣着。严庆祥瞄准机会，在同行不曾提防、市价不易波动之时，吃进大量种子，狠狠地赚了一笔。 　　紧接着，又一个机遇接踵而来，中国、劝工两银行以债权人的名义拍卖隆茂纱厂。 　　隆茂纱厂最初是永元机器染织公司，系一九一七年国人首创的利用新法漂染的工厂，因经营不善，于一九一八年转卖给日商东华纺织株式会社，改称为该社的第一纱厂。一九二九年又因营业不振卖与华商，更名隆茂纱厂，结果又赔钱过重，负债累累。由于原有机器厂房年久失修，加之纺织业正遭受空前的灾难，无人愿意接手。 　　严庆祥仔细调查后，又一次以其过人的胆略与精明，以三十五万两的廉价购得。之后，资本额定为一百万元，也和当年改建扩充苏纶纱厂一样，由大隆将原有机器整修扩充为一万七千余锭，并新增布机四百七十余台，相继开工，又一次扩大了铁棉联营的规模。 　　严庆祥在社会交际中极为活跃，在经营场上又频频获利，一时间声誉鹊起，确立了在纱界的名人地位。 　　这时，严家参股的常州民丰纱厂、郑州豫丰纱厂和江阴通仁毛棉纺织厂先后提出，请严庆祥兼任三厂的总经理。 　　形势逼人，严裕棠此时无法装聋作哑，想来眼下有些事，只能靠严庆祥去办，至少便当点。假使不给他点好处，不压担子，他肯卖力气去办吗？办好了，是应该的；办不好，我就刮他鼻子。于是，他马上召齐所有的儿子，庄重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由长子继承父业，为光裕公司总经理，各厂均受其管辖。 　　严庆祥心想事成，当然十分得意。众兄弟都很不满，但只能暗地里发牢骚而已。 　　此时，严庆祥除了父亲名下的房地产无法过问外，光裕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执掌在他的手中了。大隆的资本额为五十万元，苏纶的固定资产则达一百三十万元之多，庞大的流动资产还不计其内，还有其他厂家的股份。梦寐以求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怎能不让他心花怒放？ 　　有一点严庆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外国在华企业的倾轧下，在本国官僚资本企业的排挤下，民营企业得以生存已属上上大吉，至于发展全靠机遇，当企业积累不能转化为再投资时，便只能转向投机。一般人，一听"投机"二字就莫名其妙地深恶痛绝，而聪明人正是因为会投机才成其为聪明人的。其实，严庆祥对父亲把资金转向房地产经营一直有看法，他则是更热心于搞花纱交易。在他看来，经营房地产好比种树，桃三杏四梨五年，收获太慢，而花纱交易则是打靶，打一枪是一枪，中与不中立刻见效。交易所的老手哪一个不是赤手千金，大发其财！ 　　严庆祥是做花纱交易的老手，静安寺路十号的华商纱布交易所里，没有不认识严庆祥的。过去手头紧，只好小玩。前两年大做了一笔美棉生意后，连号称"长枪将"的陶继渊都敬畏他三分。 　　严庆祥还想在众兄弟面前炫耀一下自己。于是，有一次，他赚进了一大票后，正值父亲生日，他请全家吃素菜馆子。严裕棠看着严庆祥得意忘形的样子，多次提醒他。如今的严庆祥手里有了本钱，更想跃跃欲试，怎能听进去呢？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因白银外流、银根紧缩、财政困难、军费浩大等诸种因素，决定实行法币政策，国内的报章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法币政策付诸实施后，大量收兑银币，收回六成银币，即发行十成法币。表面看来，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币制，也缓和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但却埋下了通货膨胀的根子。 　　严庆祥春风得意，哪肯放手。华商纱布交易所里，买进卖出，依然一番热闹气象。陶继渊等人忙得不亦乐乎，大家碰到一起，依然用手势交换着一些不可为外行们知悉的行情。但是，对于法币看好与看坏，似乎都各怀鬼胎，不置一辞。 　　严庆祥虽然谋到了光裕公司总经理的高位，但各厂的厂务都有各个兄弟处理，无须严庆祥特别操心，常常闲暇无事，便不时出入交易所，窥伺动向，以求一逞。其时，花纱市价不振，按严庆祥的估计还会下跌。严庆祥暗自在心里盘算一下，便避开同行耳目，大出手，在市上抛售空花纱期货。谁知事与愿违，花纱市价竟直线上涨。木已成舟，一闷棍之下，匆匆了结，已经亏耗了八十余万元！严庆祥元气大伤，捶胸顿足，痛惜不已，无地自容。 　　严裕棠得知此事，忧愤之余，深感自责，大错已经铸成，唯有亡羊补牢了。他立刻罢免了严庆祥的总经理职务。严庆祥早已明白自己的这个短命的总经理已经做到头了。 　　严格棠没有流露丝毫怜悯，说他专制也好，说他冷酷也好，在贯彻自己的经营路线上，他不愿感情用事。 连续遭受无情打击 　　通过严庆祥一事，严裕棠意识到，将全部家产交付给儿子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冒险。好在是八十万，若被严庆祥全数压上去，岂不要倾家荡产？自己的大半辈子心血付诸东流，全家老老小小好几十口沦落街头，自己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严裕棠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冥思苦想数日，便决定在光裕公司内部设立一个"中央业务会议"机构，将各厂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轮流担任主席。一来可以避免大家各自为政，使每一个人考虑问题时能从公司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一个厂；二来也可以减少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轮流做庄，机会均等，相互督促，相互竞争。 　　世事多变，每周开一次会，既可以通一次气，又可以制定相应的措施。当然，会议的决议属于建议，采纳与否及如何执行须经严裕棠最后裁决。 　　中央业务会议的轮流执政，很快就暴露了它的弊端。各厂的业务性质不同，主攻方向不一，兄弟间不免相互干涉，时起争端，严裕棠的耳根子越发不能清静了。 　　权衡利弊，严裕棠再次应变。各厂相继成立了董事会。严裕棠走这一步无非是对各个儿子的权限的一次再分配。这样的分配是迟早要进行的。分而治之或许比笼而统之更有利于发挥各厂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经营。 　　光裕公司随之撤销。此时，政局骤然紧张起来，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随着形势的变化，严裕棠突然热衷于创览报纸，关心时局了。 　　在此期间，中国各阶层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反日情绪日甚一日，反日运动到处兴起。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气势汹汹发表谈话，希望"中国再次认识日本"。中国面临着外寇深入、山河破碎、遍地烽火的最危急的局面。 　　严裕棠时而烦躁，时而沮丧，时而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西安事变之后，他的心中曾经燃起一线希望，如今连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考虑得最多的自然是严家偌大的一份家产如何保住，这可是他大半辈子的心血。然而，他又不能不抱有一丝侥幸，但愿自己设想的最坏的局势只是杞人忧天而已。 　　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炮火又一次震撼了严裕棠，上海面临更大的威胁，严裕棠陷入了更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这时，政府专员林继镛抵沪与工商界人士组织上海工厂内迁委员会，将大隆也列入委员会。严裕棠觉得多此一举。 　　这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进犯吴淞、江湾等地，上海朝不保夕。 　　严裕棠开始实行他的预定计划。他首先把贵重的机器材料迁进租界，寄存在江西路禅臣洋行仓库。这是通过严庆祺、严庆龄的种种关系接洽的。掸臣洋行是一家德商洋行，十九世纪末就在上海设立了分行，设有机器、保险、生镍检验及工业机械等部门，恰可对号。其时，德国正称雄欧洲，日本也不至于找德商的麻烦。 　　为了应付内迁，严裕棠将一些比较次要的机器装船，沿苏州河西上。此举正在进行中，大隆已被日军占领。 　　盛夏镇暑，连日奔波，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加之内心郁积不舒，怎能经此打击？身子顿时瘫软下来。在病榻上，他吩咐严庆祺马上去重庆加强与政界朋友的联络，保持关系。严庆祺领会父亲的用心，即刻起程，前往重庆。 　　所有的工厂被日军占领之后，一段时间里，严裕棠及其儿子们无所事事，显得无聊起来。 　　严裕棠盘算着，大隆未及撤出及运往苏州损失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制品等占百分之六十四强，而运入租界保存下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五强。他越算越感到痛心，越算越感到烦恼。如此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 　　正当严裕棠煞费苦心却又一筹莫展之际，严庆祥带来一个消息，说是上海滩的一批绅商闻人马上就要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协会"，号召救济难民，恢复生产，允许重操旧业，也允许新办实务。 　　严庆祥带来的这个消息，使严家又活跃起来了。严庆龄第一个蹦起来要大显身手。既然如此，那就无须舍近求远了。虽然看起来，迁厂的损失是巨大的，但立厂的精华到底还是保存下来，这是足以自慰的。 　　不管别人如何，严裕棠总要仔细斟酌利弊。心想：自上海沦陷之后，大江南北也相继沦入日本人手中，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巨贾纷纷麇集上海租界。租界的畸形繁荣又告复活，旅馆、影剧院经常满客，茶楼酒肆高朋满座，各家商号无不生意兴隆，被称作"孤岛天堂"。故此工商业复业者日多，特别是纱布生意，因为战时纱厂毁损最大，纱布筹码枯竭，价格步步上升，投机分外热闹。纱业的畸形兴起，对棉纱机器的需要顿感迫切。要进口机器，不仅外汇困难，在时间上最快也得等上一年左右，远水救不了近火；上海原有能造棉纺机器的厂家内迁的内迁，毁坏的毁坏，仅有的几家哪里能满足市场的大量需求；即使新办的纱厂，大部分是急功近利，购买旧纱厂的机器来东拼西凑，以敷一时之用。这对于拥有生产设备、具有生产能力的严家来说不正是难得的机会吗？ 　　严裕棠立刻拍板，让严庆禧与严庆龄联手筹备。这两兄弟同在德国留过学，都堪称机械方面的专家。严庆禧为人随和些，肯礼让三分，配合较为骄纵的严庆龄，又是最适当的人选。 　　厂址很快就选定了，设在越界筑路的渚安浜路，以借租界保护。为更隐蔽起见，不用大隆名义，而是假借了美商的头衔，取名为Union Iron ＆ Foundry works，中文名"美商泰利制造机器有限公司"。资本定为法币五十万元。严庆龄任总经理兼厂长，严庆禧为经理，副经理人选是由严庆龄提名定下的支达栓。支达铨是大隆学徒出身而步步擢升的，一直是严庆龄的主要帮手。为了使人觉得名副其实，严庆龄找了美商恒丰洋行的安特生来，挂名为董事长，并请安特生派出一位美籍会计师，建立了一套英文帐册。为了利用与华商的联系，严庆龄又灵机一动，设立了一个名叫元生企业公司的机构。 　　泰利的一切进展，都令严裕棠十分满意。一年后，严裕棠满面春风地站在渚安浜路上，眯缝着眼睛，打量着簇新的泰利，七百一十平米的工厂和二百一十平米的二层楼房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树了起来。想起大隆初创时的景象，严裕棠不禁感慨万千。 　　这天，严裕棠突然从梦中惊醒，窗外尚是漆黑一片，一阵阵轰轰隆隆的大炮声和掠空而过的飞机呼啸声在耳边响起。他以为日本人又在举行军事演习，无奈地摇一摇头，唯有仰天长叹而已。人尽管还是躺着，可哪里睡得着！ 　　自从上海沦陷以来，他就对日本人充满了憎恨。从个人利益来说，大隆已被日本占领，因为以前曾为内外棉修配机件，就由日本军方交与内外棉接管了，改名为内外铁厂，现在又改了，叫大陆铁厂，专门为日本人生产军火；而苏纶、仁德两纱厂也一样厄运难逃。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挣下来的家当，被人轻而易举地就夺去了，而且不能够说半个"不"字，哪能不痛心呢！想想自己已年过花甲，遭此战乱，不禁潸然泪下。从大处说，国力不盛，政府无能，泱泱大国竟受弹丸似的小东洋统治，国人因此受欺凌，谁人的心里能好受！何时能还我山河？前思后想，不觉东方发白。飞机声更是震耳欲聋了、这时仆人进来，严裕棠忙问：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爷，大事不好！日本已向英美两国宣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炮舰'彼得烈尔'号已被击沉，美国炮舰'威克'号已升起白旗投降。据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严裕棠闻听，匆匆起床，洗漱一下，急忙出门。他想尽快见到庆龄。他对庆龄格外关心，不仅仅因为庆龄是老儿子而怜爱少子的缘故，更是由于这个儿子凭其交游之广、经营之得法，实际上已成为严家出头露面的人物，成为他最得力的臂膀。泰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资产增加四倍，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明。 　　前些日子，严庆龄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另办了一家德孚机器厂，将泰利一部分较好的机器和大批原料转了过去。 　　泰利地处越界筑路之处，不甚安全。开始严裕棠猜测严庆龄的本事不过如此而已，但当庆龄向他说起只雇用二十余名职工时，他心领神会了。原来这德孚机器厂只是个虚名而已，并非生产机构，实际上，不仅可以保护机器，而且可以搞五金买卖。 　　简直是一箭三雕！这正是严庆龄的过人之处。因为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连雇用的二十余名职工都不是从泰利过来的。到时候，以压缩生产、变卖机器为名来裁减泰利的富余人员，不是显得严庆龄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的吗？此事干得真漂亮！ 　　枪打出头鸟，严裕棠一直为庆龄担心。果不出所料。当严裕棠听说庆龄被日本宪兵部押走了，他仿佛看见用香烟头烧炙人的脸、手及背部，用辣椒烟熏鼻孔，用橡皮包着木棍或铁管打人，还有电刑，最为残酷的是狗咬。 　　严裕棠再也支撑不住了，他昏厥过去了。当他醒过来时，马上派人去找严庆祥。 　　此时的严庆祥情绪消沉。他觉得自己很早就为严家撑持门面了，但自几个弟弟相继从国外留学回来，他就觉得父亲对他日渐疏远。尤其那笔花纱生意做亏之后，他更加失势，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去年夏天，政府召集战时被日军接管的华厂的厂主商谈发还复业事，是严庆祥出面，要求发还被占的大隆、苏纶、仁德三厂。当时，日军提出必须以内外棉收买大隆为前提，对于大隆厂基房屋及原来留存的机器材料只答应支付三十万日金，而严家则必须对于内外棉在苏纶的扩建和存货作三百三十五万日金的补偿，如此，仁德便可无偿发还。在那种胁迫下，严庆祥亲赴日本向内外棉社长活动才放宽了条件。虽然严家仍须以三百三十五万日金赎回苏纶，但大隆的卖价到底还是从三十万升到一百八十五万日金。 　　严裕棠知道他们兄弟之间的不睦，他还是说服庆祥将庆龄活动出来了。 　　严庆龄回厂没两天，日本人借口水电供应紧张，将泰利的水电统统断了。断了水电，岂不是断了工厂的活路！ 　　对于泰利的困境，严庆祥巴不得袖手旁观。自一九三五年投机失败，失去花纱界名人的地位后，严庆祥一直被严裕棠闲置一旁。严氏家族的各个企业分别由庆龄、庆祺、庆瑞执掌，他只挂了一些董监事的虚名。 　　如今，严裕棠不得不重新考虑。苏纶、仁德两厂由庆祥出面收回后，理所当然地归他掌握。赎回苏纶，虽然严裕棠忍痛出资三百三十五万日金，但内外棉在占用苏纶时不仅机器设备有所扩充，而且所遗存货甚多，这笔交易也是可观的。严裕棠正是经过反复权衡才拍下板来的。至于出卖大隆一事，尽管兄弟间各执己见，但迫于情势，也怪不得谁。由于严庆祥与日人的关系，严裕棠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事事处处让他三分。 　　严庆祥将当年的亏空一一弥补。收回苏纶之时，纱布正是百货之宝，他便以苏纶为基地大搞花纱投机。为了调转银根，又办了裕苏实业银行，在苏州设总行，在上海、昆山等处设分行，以吸纳官僚资本为主。官僚资本包括"财政部长"周佛海、"中央储备银行副部裁"钱不愧、"江苏省长"李士群以及公馆派的一批大汉奸。其时，他们正利用职权，动用大量公款，以放款的形式贷与某些私人银行或企业公司，中饱私囊。严庆祥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自然是没法说。 　　严庆祥现在掌管着苏纶、仁德两厂，手头又有一家银行，势头正旺。严庆龄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肯让这位他看不起的长兄占了上风？于是向父亲提出去常熟办两三个小型纱厂。严裕棠直截了当地问： 　　"你想与兄长较量吗？" 　　"不完全是。眼下，沪上工商界中人都在寻找分散财产、保存实力的道路，有人已在上海邻近地区伸出后脚，直接在常熟、无锡一带产棉区兴办小型纱厂。这些小型纱厂的兴办，对泰利来说，是一笔可观的生意。要将泰利维持下去，本来就要保证泰利生产的机器设备有销路。但泰利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接受能力，矛盾是显然的。如何解决？一是压缩生产、裁减人员，二是自己办纱厂，进行调节，并坚持铁棉联营。" 　　严裕棠听了，连连点头。心想：这个想法很好，只是资金周转很难。既然庆龄不提此事，我何苦操心呢？于是，他满口答应。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严庆龄的努力下，常熟泰昌、泰新两厂都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泰昌是联络了前中国银行副经理顾善昌后决定开办的，由顾出现金，严家出机器，机器设备计八百锭；泰新也是严家与人合办，出资者是中华纱厂老板王和轩等人，机器设备也是八百锭。两厂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严庆龄，实际经营管理工作则由严庆龄派去的支达铨负责。 　　正当严庆龄喜不自禁之时，严庆祥却带来使他一筹莫展的消息。原来先是因为上海最近有大规模囤积物资事件，"财政部长"陈之硕、"实业部长"袁愈全、"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赵尊岳、"商统会监理官"陈允文等奉命彻查，一时间，银行、钱庄加紧收回放款，市面银根紧俏，货物大量出笼，纱布价随之下跌。接着，商业统制会又实行强制收买棉纱、棉布的暂行条例，以蓝凤牌棉纱每包作价三百七十五元为标准，而当时的市价，棉纱每件四万元，龙头细布每匹一千三百二十五元，收买价仅及市价的四分之一左右。 　　纱布是上海市场上最主要的一种物资，所谓囤积物资，主要就是囤积纱布。囤积纱布既是保本之举，又有投机之利。因为黄金、股票等多少带有不稳定性，虽有涨，也有跌，但纱布则易涨难跌，而且上涨的幅度和速度都大大超过黄金和股票。无论栈单或现货，都是最受欢迎的抵押品，所以豪门巨富不惜倾其所有予以囤积。如今突然以远远低于市价的标准收购，而且价款的半数付给远期中储券，等于付给废纸，另一半标金还要分期付清，也有到期不兑现的风险。 　　严庆龄即使有回天之力，也无济于事了。他的情绪一落千丈。还是严裕棠沉得住气，他极力安慰庆龄。在父亲的慰藉下，严庆龄稍稍平静下来。 　　严庆龄到底不是等闲之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为弥补损失、再求发展，做开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利达重工业银行于一九四三年底开业，行员工友不足十人，严庆龄自任经理。 　　为了从事投机经营，或做拆放获取高利，当时各个行业正争相自办银行，以往来透支吸引同业存款。而严庆龄是靠利用各种关系，打通了各处关节，吸纳了中华书局以及大成、安达等纱厂的存款。 　　利达银行的架子虽然不甚像样，但业务却不小，它的资本额仅六百万元中储券，存款却经常有数千万元之巨。在币值日跌、行情万变之际，利达能经常掌握这样大量的存款，从经营高利放拆、地产、物资和股票中获得的利润，甚为可观。 　　严庆龄从心里感激老父的一片良苦用心。 老谋深算的安排 　　天空暗云低垂，天色虽然还没有黑尽，路上的车迹还看得见，在前面微微地发亮，可是两旁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了。每一样东西的轮廓连在一起，成了一些大的黑块。这是一个昏暗的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像一枚照明弹，照亮了夜上海。 　　瞬间，上海像开锅似地沸腾起来了。人们像发疯似地狂欢着。马路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人人精神振奋，个个笑逐颜开。 　　严府的家人手里拿着报纸兴奋地喊道： 　　"特大喜讯！日本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了！" 　　严庆祺和严庆龄几乎同时奔出来。庆祺一把将报纸夺到手，看着，看着，他的眼睛亮了，放光了，睁大了，黑团团的字把他的眼睛和心完全吸引住了。他的手止不住地抖起来，报纸给抖得跳起舞来。 　　此时，严庆祺兴致特别好，形势的发展按他自己的预料进行着。在庆祺的心目中，极其佩服父亲。父亲虽然不太关心政治，也说不清这其中的道理，但是他却看得准。这种本事不是一般人学得会的。当初，抗战一开始，父亲就叫他到重庆去、一九三九、一九四○年间，他从重庆回到上海。由于当时搞纱布投机可以大发其财，原来的棉布商和麇集上海的富商巨贾纷纷都想办纱厂。父亲也跃跃欲试，想让他出面搞一个厂。他开始全力筹备，拟与国信银行经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张慰如合作。人家张慰如也蛮诚心的，到严家来开过两次发起人会议，参加的还有薛笃粥、袁良等人，共同商讨了创办纱厂的各项事宜。 　　他当时真是雄心勃勃，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厂无论如何都要办起来的。想不到父亲一下子就改了初衷，因为据说苏纶等马上可以赎回。 　　这使他很失望，但更使他失望的是：苏纶、仁德赎回后，竟直接由严庆祥管理了。这一切还不是父亲一个人决定的？谁能改变他呢？交给别人也就罢了，偏偏让严庆祥当家，父亲真会利用人！此时的严庆祥知道形势对自己不利，近来一直深居简出，倒是把大部分心思放在了苏纶、仁德的经营管理上，以此来安定自己一颗动荡的心，使自己尽量减少胡思乱想，尽可能躲避那随时可能临头的灾祸。但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苏州方面已经有人来几次敲过竹杠了，恶狠狠的。虎落平阳被犬欺，严庆祥只能忍气吞声。长此以往，怎能吃得消？所以他匆匆赶回上海，想让父亲拿个主意。 　　严庆祺的估计没有错。抗战开始时，严裕棠曾命他赴渝活动，以保持和国民党的关系，笼络感情。这不能不说是远见卓识。如今抗战胜利了，严裕棠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忧心如焚，他决定撤销严庆祥的职务，由庆祺、庆瑞接管苏州事宜。 　　严庆祺现在是春风得意了。他一到苏州，以他和政府官员们的广泛关系，四处拜会，笼络旧交，结交新知，天天有请，日日有宴，出入亭台楼馆，一掷千金，一时间竟得了个"苏州大少爷"的雅号。 　　既然严庆祺如此侠义大度，众多食客便趋之若骛，严庆祺也就来者不拒。 　　不久，这个严庆祺突然充任了苏州"参议会会长"，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 　　在此期间，严庆祺在苏州与人合伙办了一个苏州纱厂，计八千锭；扩充了苏纶，一下子增加纱锭一万五千锭；还开设了鸿盛、鸿源两家钱庄；此外，据说还有在其他企业的投资。 　　严庆祺在苏州大显神通之际，在上海的严庆龄也并不闲着。他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发挥，在上海市长钱大钧、国府文官处长吴鼎昌那里，他都有门路可通，他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大隆自被挂上"上海机器厂第一厂"的招牌后，久久没有开工动静。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在工人要求复工的压力下，才部分开工。敌伪统治时期，大隆有一千多工人，这次仅复工一百人，后来也不过增至三百人。 　　不止是大隆。一个个工厂封在那里，已激起各方面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接收的工厂越来越成为经济部的包袱，于是，内部便有了发还民营的迹象。严庆龄见时机已到，就出面活动，提出要赎回大隆。 　　严庆龄的努力没有白费。行政院允许将大隆交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估价。严庆龄获得这一消息，马不停蹄地通过钱大钧打通了各路的关节，将大隆赎了回来。严格棠感到特别欣慰。 　　大隆是以五千五百两黄金价卖出的，现在的核定赎价七十五亿法币，折算成黄金二千三百两，一出一进，净赚了三千二百两。价款已经讲妥分三期缴付。严裕棠是精明过人之人，他深知：后来日本人加造了锯齿式轻型机工场、铸工场、轨铸场，增加了铸钢电炉一座，添置了从英国人工厂搬来的镗床、横臂钻床，仓库里据说还存放着不少材料和马达。严家已拥有了好多厂，但厂家再多，严裕棠对大隆的感情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淡薄。风风雨雨四十多年了，大隆能够支撑到现在，严裕棠怎么会不感到慰藉呢？在将大隆交给儿子们掌管的日子里。他总是经常到厂里走两圈，看看，听听，闻闻，心理上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愉悦和分外的满足；即使在日伪统治期间，大隆断送给了日本人，改作兵工厂后，他也曾忙里偷闲，在厂门口有意地经过一下，心底翻腾起那遥远的思潮，剪不断，理还乱。严裕棠知道自己并不属于多愁善感的人，但对大隆，他怎么也难于大割大舍。大隆的赎回，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又矗起了一座铁的丰碑。 　　此时的严庆龄忙得不可开交，为了苏纶的补充和扩建的需要，他已经对泰利作了一些重整旗鼓的措施：聘请了一些技术人员，增招了近五百个工人。此外，他还要兼管泰利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自利达银行脱胎而来，不单单掌握泰利的财权，他在常熟开设的三家纱厂以及大隆的资金调拨运用都归到这里，一切都是暗帐，不得不亲自掌握。当然还要靠铁吃铁，严庆龄正在套购官价外汇以进口大批生铁。这是利市百倍的买卖，在外汇上，仅官价变黑市，赚进的又何止十几倍。 　　免得节外生枝，倒耽误了正事，严庆龄在三天之内，将资委会的主管、副管、不管摆弄得眉开眼笑。 　　自"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在中国的特权变得合法化了，造成了"工业美国、农业中国"、"资本美国、劳动中国"的主仆关系。美国货泛滥于中国市场。甚至连身穿白色服装的美国海军和黄色卡其制服的美军兵士也充斥街头。战事刚结束那阵，他们翘着大拇指向中国人喊"顶好"，中国人也回一声"顶好"。但中国人的这声很快就喊不下去了。国内通货不断膨胀，外汇头寸捉襟见肘，在汇价变更、汇率调高之后，法币更是一日千里，不可收拾。 　　内战即起，政局动荡。严裕棠再也无意观望了。前些日子，他就授意庆祺去香港开办了恰生纱厂，先占个落脚处再说。关于去台湾开设裕隆机器厂的事，他与庆龄也已商议了很久，看来只是实施的问题了。然而他不能不留恋上海，他对时局还抱着尚未完全破灭的希望。至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严裕棠是不愿意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的。 　　但是不久，一条新闻映入他的眼帘，从明天起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严裕棠向西望着那轮渐渐下沉的夕阳，心中感到无限失望。国运衰颓如此！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胜券在握。严裕棠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感到，几乎触摸得到地感到，是该下决心了。 　　几天来，他想：这些年来，生产上基本都是由儿子们各自经营的，以后也照此办理。我需马上随庆龄去台湾，将格隆机器厂开设起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家业大致分定了，让他们各自努力去做，免得再受牵掣。大隆和泰利的事交给庆禧，他经过留学深造，具有专业知识，懂管理经营。庆龄掌管大隆有日，掌管中难免在上上下下得罪了一些人，再说这小子脾气刚烈，更是让不少人望而生畏，难保没有仇家，万一有变，恐怕会因此而吃亏。而庆禧则比较随和，比较平稳，让他管理大隆是最合适不过了。庆祺去香港，怡生纱厂初办不久，头绪繁多，自要一一应付，苏州的事只能由庆瑞承当。眼下，美棉倾销甚烈，求保图存也并非易事，庆瑞在苏州不如庆祺路子宽，但没有谁比他更合适的，只有让他承当了。严裕棠无形中想到了长子庆祥，其他兄弟的手里都有实业，唯有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在他手中还有一些房地产，也可作为筹码继续做下去。 　　严裕棠站在甲板上，不由想起当年因绑架去香港时的情景。今非昔比，送行的人，有老年人、童年的伙伴和孩子们，甚至连狗都来到了码头。喇叭手奏着离别曲。他的事业、他的朋友、他的童年都在给他送别。 　　他举起了手，对着所有的人微笑着告别： 　　"我不会忘记这块自己土生土长的土地……永远不会……再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离开上海的第十一个年头，七十八岁的严裕棠病逝于台湾。临终前，他的两只手朝着大陆的方向抓挠着。而他那双痉挛着的眼睛，直到医生用手给阖起来的那个瞬间为止，还是流露着遗憾不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