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耕虞和中国猪鬃出口业（二） 在经营中壮大，在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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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耕虞和中国猪鬃出口业（二）

在经营中壮大，在奋斗中抉择 　　运用资本，必须像钢琴家演奏钢琴，美术家运用画笔，要有高明的节奏，要有神来之笔，总之要讲究艺术。 　　古耕虞是这样强调的，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从读书时起，一方面格于父命，一方面出于素心，他就很重视经商之道，在南通读书时，除了有关的课业外，他倾注大力地读了《富兰克林传》，更认真地研究了《福特管理》，从中汲取有益的经营之道，也自然受益匪浅。给他印象最深、对他日后经营很起作用的是亨利·福特的综合经营与流水线制度，那把一切汽车工业活动都控制在握的手段，那将汽车从生产到销售都垄断成一体的组织，使古耕虞学到了现代化经营的彀要；那装配线制度，自一九一三年建立起便发生了奇妙的作用，配合紧密的流水作业结果，使成本降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从而才使著名的T型汽车成本价格由每辆九百五十美元飞快地降为每辆三百六十美元，也只有有了这大幅度的制度增值，福特才得以将工人的最低工资从每日二点四美元提高到五美元；才得以将九小时工作制改为八小时工作制，如此的良性循环，也才使他得以洋洋自得地自诩：他与工人"利润分享"！这都对古耕虞经营之道有着重大的启迪与借鉴作用——福特在美国能为，我古耕虞在中国也能为！ 　　此时，他也从经济学角度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自也获益匪浅。 　　接手古青记以后，更是刻意钻研并且善于从师。前文提到的廖熙府就被他当成是良师益友。此人不仅精通猪鬃业务，而且极擅经营之道，又因受其师古槐青的"托孤之重"，可以说尽心竭力、鞠躬尽瘁地传教与辅佐古耕虞，古耕虞也对其格外敬重。尽管此人持教特严，脾气特大，动辄责骂古耕虞为"败家子"，仅因古耕虞忽略了春节的对联，他就骂不绝口，甚至拂袖而去，古耕虞却一直小心谨慎地敬重他，恭恭敬敬地听他的教诲，走了，就带上廖熙庸最喜欢且认做干女儿的古耕虞的生女登门负荆，诚请其回就重任，直至古耕虞八十高龄提起此人，他仍以十分敬重的神态与口吻称这位"师兄"为"师傅"。 　　古耕虞的从学是广泛的，哪怕常人、路人，哪怕为人所轻的人，只要有商业专长，他就虚心讨教，他的一整套的外贸知识，最先就是从一个名声很不佳的英国捐客处学来的。为了学这套知识，他向这位具有甚为丰富的外贸知识的洋捐客多次虔诚讨教，取得了好感，结果将所掌握的全套知识，从报价、发价、提单、装船一直到电报密码种种关目与细节全部教给了他。特别是密码，是国际贸易中一门重要学问与一种关键手段。 　　国内、国际的经营之道熟谙于胸，再经融会贯通，升华为他特有的本领，他就开始驾驭起"钢琴"，挥洒开"画笔"，弹奏出一支比一支动听的乐曲，勾画出一幅比一幅悦目的画图。 创直接出口的第一奇迹 　　他一步跨越万里，冲破重直障碍，一举而创直按出口的奇迹，并很快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进而迅速垄断了猪鬃出口的主要市场——靠的只是他的才智与本领。 　　满清的腐朽，列强的蛮横，使旧中国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一切经济命脉几乎完全控制在列强的手中，中国人想要富裕谈何容易？到了国民党时期，虽说作了些表面文章，实质上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反而在某些方面，尚有所过。文明的进展，只是使洋商的手段更花哨更阴狠而已。国际贸易中的主权更是牢牢地完全控制在洋商手里，他们任意报价、煞价，盘剥压榨被蒙在鼓里的中国出口商，利用手中的优势特权无所不用其极，有时甚至把他们的失误与危机转嫁中国出口商。到古耕虞接手古青记时，能直接出口的民营企业尚无一家，依靠枪杆子与特权获准的也不过少得可怜的一两家。而此时的古耕虞莫说无权无势，连资本也少得可怜，又初踏商界，刚刚起步，可他就硬是凭他特有的本事，跨越万里，一步到位，获得直接出口的条件。 　　当时，美国是中国猪鬃的最大销售市场。美国工业三大支柱中的两个，即汽车与建筑业（另个是钢铁）都离不开鬃刷，而且由于规模大，发展势猛，用刷量就更大，而使用频率也高，使用周期也短，加上美国多如繁星的制刷厂（仅注册厂家就四五百，尚有许多各州监狱利用犯人的自设厂），而原料又几乎全是中国的猪鬃，于是中国猪鬃的进口，就成了美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日常性课题。 　　美国必需大量进口，中国也需要大量出口，可是上海关却属于英国的特权范围，伦敦的英国中间商个个似名副其实的约翰牛，而且是大得、凶得吓人的斗牛，竖起锐利的双角，瞪开圆暴的牛眼，霸断海关，耽耽地注视着内地的猪鬃，蛮横而贪婪地大拔其"毛"！ 　　中国的出口商自是深受其害，美国的进口商也难得全利，因而深恨这条如拦路行劫的强盗般的约翰牛。列强的矛盾也是很大的，在竞争上更是你死我活与不择手段的。为了探明虚实并看一下能否寻找一条摆脱"牛"拦的途径，也是由于在使用中国猪鬃制刷时，发现"虎"牌猪鬃非同凡响，欲见识一下这个信誉越来越高越好的"虎"的主人，美国一家最大的猪鬃进口公司——孔公司，于一九二七年派出两个代表来中国，深入考察，并专程赶往重庆。要见"虎"，必须避"牛"，因而，这两个美商代理人来中国的公开目的只是说要考察一下重庆猪鬃生产的情况。这才顺利地到了重庆。 　　当时，重庆的几大山货商号，尚未倒闭，仍以"娇济"为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因而，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何北衡在接待了两个美商代理人后，认为既然只是考察，就想当然地把"峤济"的掌柜吴懋卿请了出来。 　　吴懋卿虽说名气很大，是日商新利洋行买办陈瑶章的高足，也是国内经营山货的行家，可他不懂英语，对国际贸易更是一窍不通，陪着参观浏览一下洗房尚可勉强应付，稍一接触实质性的问题，就卡壳了。仅走马观花的看看，岂是两个美国代表的目的？于是他们又去求助于重庆山货业的同业公会，希望找个翻译，可同业公会推荐的罗太太，英语倒是不错的，她是位教会医院的护士长，医学特别是护理学方面，她的英语自是完全胜任的，然而，她对猪鬃却是一窍不通，连猪鬃及猪鬃贸易都了无所知，更勿庸说及专业性较强的名词与术语了。中国话尚弄不懂，何况英语？再加在贸易上吴掌柜知"内"不识"外"，两下一凑，她不翻译也仅止是个糊涂，她越翻译，反而使两个美商代理人更糊涂！糊涂，怎能达到目的？ 　　早已蓄意等待良机的古耕虞，于两个美商代表一踏进重庆，即锐敏地发现了这是一个难得机遇。机遇当前，富有心机与智谋的古耕虞岂能放过？他当即展开了积极的活动，极力多方面谋求一见这两个美商代表。 　　美商代表在经过会见吴懋卿、听了糊涂翻译后，原本欲见"虎"牌主人的欲念更强了，两下里都亟欲一见，能不有所活动与有所流露？何北衡又不是傻子，见美国人对古耕虞如此重视，古耕虞又已通过人恳求一见，他就索性做得郑重些，在曾家岩的公馆里设下了宴席，专请两个美商代表，特邀古耕虞作陪。 　　初一见面，两个美国人就极感意外，又惊又喜，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信誉甚好的红色名虎的主人竟然如此年轻（当时古耕虞才止二十二三岁，从业也不过三年左右）！而英语也居然那么熟练！特别是在经受过罗太太"糊涂"的困扰之后，初一听这熟练流利的英语。真是耳目一新，心情大畅，很自然地一下子就拉近了关系。再细谈下去更是如得知音，古耕虞那高雅的谈吐，十分得体的举止，使他们甚为欣赏，而流利准确的英语，特别是对国际贸易的精通，对重庆猪鬃的生产、加工、经营出口等精况的熟稔与独到而新颖的见解，更使得他们甚为折服，由衷地赞叹不已。鲜明地感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知要较那年纪大其近倍的老掌柜高明出多少倍又可信赖多少倍！有比较才有鉴别。吴掌柜、罗太太的先入的陪衬作用，对古耕虞来说，也是很大、很重要的，这更使两个美国人深刻而具体地感觉到，像古耕虞这样非凡的出口商是他们很难寻求，甚至求之不得的，比他们预期的还要理想，岂能不牢牢抓住？ 　　古耕虞更是觉得机遇难得，两个美国人谈的也甚合他的理想，又怎能稍有放松？ 　　在摆脱英商羁绊的共识基础上，双方又产生了强烈的共同贸易的愿望，还不是一拍即合？于是，便在美商代表面见古耕虞后不久，双方便顺利地签了秘约，订出了直接贸易的条款。从此，孔公司不再从伦敦市场购鬃，古青记也不再向上海洋行交鬃，彻底地摆脱了英商，也自然摆脱了上海洋行与伦敦中间商的双重盘剥。两下里不但各获极大方便，而且各得厚利，怎能不皆大欢喜？又岂能不利害与共、关系更密切？ 　　当时的大英帝国可是雄视两洋的"海上霸王"，美国也是不敢轻捋"牛"须的，因而，贸易之初，双方都十分谨慎地避开上海与伦敦的英商。古耕虞更不敢操之过急，因为一旦不慎，会招来很大的麻烦，以致前功尽弃。所以，直接运美的货物他统不用自己的装箱标志装船，也不用本号的名义，且以一小部分猪鬃敷衍上海洋行。直到几年后，英人无暇细顾而美国实力相对上升，才公开交易。 　　美商代理人是一九二七年离国来华的，由于万里迢迢，又有一些中间琐事，所以两家签约与接下来的贸易，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才进行的。当时古耕虞也只有二十三岁，而他的古青记在众多的同业商号中又不过是个很不起眼儿的"小字辈"，却仅凭了他的智慧与才能第一个摆脱了强横的英商垄断，冲破重大障碍创出了直接出口的先例，这本身就是奇迹。有了直接出口的条件，购销价差就自然地与其他商号大幅度地拉开，取得竞争的绝对优越，加以他信誉日隆，同业更难望其项背，倘若起衅去与之竞争，岂有不败之理？洋商撤离，给重庆的山货商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美商代表的来华，又为重庆山货商提供了另一个难得的机遇，而这两个机遇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平等的，可别人不是掉以轻心，就是无此专长，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只有刚登上这个舞台不久又年纪轻轻的古耕虞才慧眼早识并迅即牢牢抓住，他怎能不飞速发达？那些在竞争中败北的人又何必怨天尤人？ 　　从此，古青记渐渐地垄断了出口，孔公司几乎垄断了进口，很快使两家都成了"大王"，密切合作了近二十年，这段期间，用古耕虞的话说，这两家已成了很大的国际性垄断组合。 风险中的获胜者 　　生意场上，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遇到风险，张惶失措，是不可取的；盲目冒险，更是不足为训的。且请看古耕虞是怎样对待风险的。 　　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商界也自然难逃厄运。一九三二年初，爆发了-·二八淞沪战争，硝烟弥漫于上海，商界首当其冲，受灾最大的就是出口商。 　　由于日本兵舰游弋于海上，近海已陷入了他们的战圈。轮船离开租界的港口，要有两天左右的时间，才能驶离中国海域，进入公海。在租界港口是安全的，进入了公海，自然也是安全的，唯独在中国海域里是随时可能遭遇日本的兵舰，一旦遭遇，就不是被劫夺，就是被击沉，总之货物在中国海域内随时有全部丧失的可能。按贸易惯例，是在上海就地交货付款的，而保险公司又都拒保兵险，这就迫使外国进口商一概拒收了中国出口商的货物。也就是说日寇一下子就卡紧了中外出口商的喉咙，外货进不来，尚在其次，内货出不去，几天间就会毁了大批的出口商的经济生命线，甚至性命。大上海在正常情况下进口，特别是出口货物总是源源滚滚的接成了流动线，一旦被掐断，立刻涌成了堆，而堆积起来的损失是要以时刻计的！断了源流，内外市场立见剧变：国外猛涨，国内暴跌。不但幅度大，而且大有一发不可止的势头。特别是羊皮，由于质地娇嫩，存放在仓库里即使存放手段再好并经常采取相应的处理手段，至多也只能存放两个月。再如存放不当又无处理手段，则不消一个月就得报废。在货物越积越多几乎涨破上海所有库房、堆栈的情况下，纵有手段也难得施展。眼见得大批资金积压，不得周转不说，而且一天天的贬值，哪个能承受得了？重庆的一些较小的山货商号几乎全部亏本倒闭。 　　严峻的形势，也直接地、严重地威胁着古耕虞。因为在重庆，此时古耕虞已成了最大的猪鬃出口商也是最大的羊皮出口商，手中待出口的羊皮数量很大，倘若因此而全部蚀掉，将会使他"半身不遂"！ 　　怎么办？ 　　经过一番认真地观察与思考，古耕虞当机立断：自行护送出海！ 　　当然，这是个很大胆也很冒险的决定。可古耕虞却很果决地进行了。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他已作了通盘的考虑，全面的衡量，妥善的安排，冒不冒风险，首先要看值不值得，可不可能，其次是有无妥善措施，有无周严计划。战争是不可逆料的人为因素，但却是可以了解的因素！古耕虞经过综合分析，觉得日本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战争获取中国的土地与主权，而几个月前才占领了东北，如今又发动了淞沪战争，兵力是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在内陆，海上封锁不会完备，也没那个必要与可能。因而应是松弛的封锁，就是交战区内也没有发生海战，日本军舰往来中国海域的主要目的是运送兵员与军用的物资，当然也负有于往来的可能范围内搜索与拦劫由中国出海船只的使命，但这不会是大范围的封锁与大面积的搜索，只要避开由日本到上海的一些主要舰线，又预作准备，被劫或被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而运入公海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至少有一半的机会。这是可能性。 　　那么值不值得或者说必不必要呢？古耕虞经过通盘考虑认为完全值得，也完全必要，因为手中的羊皮数量很大，而目前又只有出、存两途。存，用不了两个月就得全部报废；而在这两个月中，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日军日益频繁的轰炸全部毁掉，化为一文不值的破烂或烟尘！因此，存，纯属于坐以待毙；出，尚有一半以上的希望。单就羊皮说，毁在船上与毁在仓库中，没什么区别。可倘能出得去，已涨得惊人的国际市场价格，会使它增值数倍，哪怕存货的一半得以运出公海，另一半全部扔掉，也会大赚。如果看准了出则可能生，等则唯有死，哪个能不出硬等？只是别人没看准，也没想到怎样才可使外国进口商接受罢了。古耕虞看准了，也与外商达成了谅解。他亲到上海与德商经营的德昌洋行议定：将交货付款交易地点由上海改到公海。轮船在中国海域行驶期间被劫或被毁，损失古青记自负，到公海交款后，责任自然由德商全负。因为当时的运输全靠的是外轮，德商出船也是很冒险的，虽说日本与德国的关系尚好，拦劫尚可，一旦击沉或击伤，那个损失也是巨大的。在古耕虞恳切的交涉下，德商全面地作了权衡，觉得击沉的可能性很小，而古耕虞又肯定地表示：一旦遭遇，宁肯失货，也不弃船，万一意外被击沉，他也可负担一部分损失。这样，可靠系数就更大了。而古耕虞这个信誉极好又已基本上垄断了出口市场的老客户是万万放弃不得，甚至要设法巩固关系的。何况越是犯险运出，在进口市场短缺、暴涨的情况下的质地良好的货物，越能赚大钱，重利当前，也值得冒险，双方总得各自承担一部分风险的。因此，很快便与古青记达成了谅解。 　　于是，古耕虞当即着手出口，从打包、装船一直到驶出吴淞口，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尽量不生惊动地驶到了海上，两天后，平安地到达公海，交了货，结了款，赚了一笔大钱。一次总共也不过十三四天，而真正犯险的也不过四五十个小时，可获得的利润却是常情下几个月乃至一年也不易与之相匹的。运送中，古耕虞察觉到危险系数比预料中的还要小，于是更大胆也更放心了，结果，反而是日寇的威胁在客观上帮助他发了更大的一笔财。 用一倍的本钱，调动二十多倍的资金 做大买卖，靠的就是铁打的信誉 　　论买卖不能仅靠手中的老本，只有设法调动可调动的外部，资金才能做大买卖，做好买卖。 　　古青记的资金，开始时可谓甚微，直到一九三八年改为"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时，注册资本也不过是五十万法币（有人计算，按当时的汇率，应折合为十六万美元），就算后来增加了一些，也不超过五十万美元，可它的营业额却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目，仅在国内结汇的数字，每年就超过了一千六百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用五十万做一千六百多万的生意，一块钱当三十二块钱用。就算资金周转率再高，最高时不过每年十六次，也是无法达到这个高效率的，这正是因为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外部资金，正因为调动有力，才得赢利甚丰，仅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三年间，就赢得一千多万美元的纯利。调动外部资金，说白了，就是拿不是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买卖。这主要靠银行，古耕虞更调动了客户，甚至军阀。 银行的最信用户 　　在国内，他首先植根于中国银行，在国外，首先植根于"华尔街银行"。有了这两大雄厚基础，其他银行更为好办了。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银行已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但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领域也必然与它结下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民党时期的中国银行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不仅资金雄厚，而且人才荟萃，经营实力可谓最强。银行需要用户，它要靠用户生财，扩大资金，因而它也十分严格地选定用户。同样的，谁不想借重于银行发财？因而几乎是所有的企业，特别是出口商都无不积极营谋获得贷款，尤其是那种低息的"打包放款"。可是能保持长远，又享有优惠的终究不能是大多数，享有特殊优惠的更是少而又少，享有像中国银行这样的大家特殊优惠的更是屈指可数。 　　可古耕虞就享有了。这主要靠的是他的信誉，也就是他被认定为经营高手，肯定会赚大钱，也肯定会及时付息偿本。再加上一点小小的手段。 　　一九二八年，古耕虞踏上了直接出口的阶梯，猪鬃源源不断而且渐次增长与加速地直接流向美国孔公司；美元也自然相应地从孔公司流回中国的古青记。也是一九二八年，中国银行获准了"外滩银行"的权益。所谓"外滩银行"，是指当时设在上海的主要经营国际汇兑的外国银行，像美商的花旗银行、英商的汇丰银行等，因地处或地近外滩而得名。一九二八年前，"外滩银行""一直独揽"国际汇兑，因而说，中国银行获准经营国际汇兑资格后，是中国银行界第一个进入"外滩银行"行列的金融组织。仅就获取外汇利益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几乎与古耕虞同步。然而，古耕虞却用了个小手法，取得了更大的主动。一开始时，他没有主动去这个中国唯一能结外汇的银行，而是将很多外汇（信用证）卖给了"花旗"或"汇丰"。不消炫耀，极重信息是银行界的更重要的生存手段，何况中国银行刚辟此境，岂有不当即获知并且知之甚详之理？而这又是一块可观的收益，中国银行岂有不与"花旗"、"汇丰"大抢生意之理？ 　　果然，没过多久就引起了中国银行的极大关注。外部经理贝淞荪亲自过问并安排了此事。贝淞荪是个很有本事的银行家，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担任过中央银行总裁，在他通过重庆分行得知古耕虞已"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且信誉素著以后，当即要重庆分行马上与古耕虞洽谈，并许以优厚条件，古耕虞只要同意将外汇卖给中国银行，他就可以：一、以与上海同样的汇率额就近在重庆分行结汇，不但省时、省事，也可省些费用；二、日后，古耕虞只凭国外开来的信用证，就可以在重庆分行获得"打包放款"。 　　这两个条件中，如果说前者是给了古耕虞很大的方便，那么后者就不但是方便而且是重惠。 　　"打包放款"是银行贷款的一个特定项目，即出口商在打包装船前，获准的低息贷款。一般是货主先将出口货物存进银行的仓库或银行指定的"公仓"，经过计点，始能获准贷款。而贷款的数额并不会太高。这种贷款的利息较市场上的一般贷款低出数成，比如，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市场上的一般贷款的利息为一分五厘以上，而这种"打包放款"的利息始终保持在几厘之间。这种放款，在客观上也确实是等于银行扶持出口商，奖励出口，作用很大。但在银行家的主观上，扶持、奖励的终极目的，还是出口商多了、富了，出口量大了，多了，别看息低，却是很重大很牢靠的一笔收益，类似经商中的"薄利多销"，而这种"薄利多销"又可靠性大，经常性强，数额量多，是银行的一大收益项目。资本下的银行家，并不是慈善家，用古耕虞的话说，是"富贵之交"，绝非"贫贱之交"！他们"当你的生意好，信誉好，就来拍你的马屁，送钱上门，唯恐你不用他的钱；一旦你的企业有了风吹草动，靠不住了，他就会马上换一副面孔来逼债，才不管你是跳楼，还是上吊呢！"中国银行比起外国大资本银行只是略具些民族味，略好一些而已。但当重大利害当前时，他也必然唯利是图。也正是为此，古耕虞才不愿与外商银行打交道，他对某些土财主宁可不拿利息，甚至倒贴"保管费"也一心将钱存入外商银行的作法很鄙薄，认为是不识时务，也便宜了外人。因此，他很希望中国银行能主动吸收他的外汇，何况又给了他如此的优惠条件呢，因而满口答应。 　　如此，古青记不但牢靠地获得了这种贷款，而且省却了存库、入库、再送上港口的一笔可观的费用与不少的麻烦。而他又极讲信誉，从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时刻使银行深刻地意识到：他的信誉是最好的，他的企业是兴旺的，也是最能经常赚大钱的，他发了财，银行也必然随之而可靠地赚到大钱。因而，中国银行对他一再破格优惠，甚至不惜打破银行惯例。 　　比如，依例，客户向银行贷款，是必须有担保对象的，最可靠的自然是有银行担保。这惯例一直在银行界延续不断，后来甚至形成了文字条款，可见是一种极受重视也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与保障手段。可在当时，古青记的往来那么大，一般的小银行、小企业又怎能具有具保的资格？要具保只有接近于起码低于中国银行不为太甚的银行或与古青记相当的企业，可这又哪里去找？当然，中国银行是最有信用也是最适宜的。所以议来议去，中国银行索性打破此例，直接改由古耕虞以个人名义为古青记担保！业主为本企业担保，也就是凭自己为自己担保，这个先例开得莫说在旧中国银行史上就是查遍世界银行史恐怕也是绝无仅有！这却正是古耕虞铁打的信誉换取来的奇特的结果。说他的信誉是"铁打的"，一点也不为过。在当时，莫说在中国银行界的心目中，他的信誉已足可抵得一家银行，连伦敦的英国鬃商也十分肯定地宣称："古耕虞的信誉与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英格兰银行的信誉多少年来是一直为世人公认与称道的，是世界上最著名也是最有实力最有信誉的银行，古耕虞得以与之相提并论足见他的信誉之高。何况持此说者又是不必出于讨好与哗众取宠的外国商界同行。古耕虞自己更为重视，他从不略一疏忽。比如切嘱袁冲霄就是一个显例。袁冲霄是古耕虞费了很大心力物色与诚聘的一员干将，对这个难得的人才他甚为重视与爱惜，一上任就安排他到天津公司去当经理，独当这几乎关系全公司命脉的一面，倚为方面的心腹大将。送行时他郑重申告：授予全权，即使亏了本也不责怪，可"不能搞坏了我的牌子！特别是必须按期履行合同，必须保证虎牌的质量！如果这两项做坏了，我会立刻撤你的职！"这后几句，不但语意明确，而且声色俱厉！ 　　古耕虞的信誉越好，越高，中国银行越对他优惠，打包放款的数额，几乎占古耕虞全部营业资金的百分之六十，中国银行的天津分行的打包放款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投放给他在天津设的分公司的，而且期限也长。这就等于中国银行以低股息在他的公司里投入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资金股份，却不是股东，自不享有股东的一切权利，那样低的利息，那样大数目的"股金"，不正说明古耕虞是在拿中国银行的高出自己本钱多多的资本在为自己做买卖么？而中国银行又出于良好印象与共同利益甘为古青记大作广告，刻意扶持外，在国际市场上着力宣传古青记的货好，信誉好，这可不是声誉再高的广告商的着力渲染所能比拟的，须知，那是在国际上也声名显赫的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与古耕虞的关系如此密切，两下里又明显地各得重利，难免引起各种猜测，甚至有人断言古耕虞是贝湘苏的乘龙快婿！连江浙财团著名的大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此时已任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光甫不但也信了这个传闻，甚至引起极大的兴趣，专程赴川调查古耕虞的状况，并乘机要求古耕虞："希望你不要仅仅与中国银行往来，也分一些给我们上海银行。"不仅陈光甫，几家相继获准入"外滩银行"之列的银行又何尝不想从中国银行分得古耕虞的"一杯羹"？ 　　在中国银行牢牢地植下了根基，古耕虞在国内银行界调动资金便如取存款。 　　在美国华尔街银行的植根，古耕虞也是靠信誉加手段的。 　　一九四六年，根据当时签订的《中美条约》，古青记与他的美国老搭挡孔公司各在对方国内设了代表处。古耕虞更向美国注册，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名为"海洋公司"的子公司。这个子公司的设立，古耕虞除为了便于出口经营外，另有两大深意，一是通过该公司的认真调查，牢牢把握美国市场行情与变化因素；一是沟通与银行的关系。因而他并没有给这个子公司具体的特别是大宗的经营业务，投资也只有二十五万美元，并特请一个叫做海德罗的美国人与他"合作"。而资金上，他却出了绝大部分：二十四万，只要海德罗象征性地出一万，都让他在进口鬃上捞些好处。古耕虞之所以选中并优待海德罗，是因为海德罗曾先后任过美国化学银行经理与财政部的司长，在华尔街很有些声望与活动能力，可以利用他沟通华尔街银行。海德罗乐得双方都赚，因而很卖力气。在海德罗的活动下，更重要的是古青记铁打的信誉，使华尔街银行能赚得既长远又可观更可靠的钱，就更乐于建立与古青记的往来。并在往来中更证实了古青记的信誉与能力，便也以不断加大的优惠拉紧这位财神爷似的客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古耕虞可以从美国资格最老、资金最殷实的银行之——华尔街第五街银行，开出一种优惠信用证。这种信用证的见票兑款期为四个月，年息只三厘，最高额可达一千万美元。这就等于古青记可以用第五街银行的一千万美元做自己的流动资金，拿美国钱做自己的买卖，仅付一部分低息。而见票四个月才兑现，这又给了他充分的运筹时间：行情看好就抢运上去。行情不稳，就可以从容地等待到上涨时再抢运。由于确保了人家赚钱，他也赚钱，银行也乐于他多赚，结果仍是逃不出他的另一个原则：都赚，但必须自己赚得多，决不能"反过来"！ 　　借财生财，借鸡生蛋，资金的彩笔挥洒自如，怎能不勾勒出一幅又一幅生动的图画？ 用客户的本，赚客户的利 　　客户主动送钱上门，给他做本钱，再赚客户的钱，客户还很感谢他，多妙的经营术！ 　　这首先取决于他铁打的信誉，中国银行的宣传，英国鬃商的赞誉，华尔街银行的信赖，都甚起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作为，除质量最好、合同最信守外，他还时时为客户着想。只要是他选准的客户（资信好、善经营、专营猪鬃），他就建立深交，关心他们的利益，甚至有时宁肯稍许牺牲些自身的利益；不时满足他们的要求，给他们出主意。不仅是对孔公司一类的进口商，对厂商也至为关照，为了他们也为了把握市场，他甚至不惜深入到美国监狱去摸清制刷与用刷情形，使客户坚定而清楚地意识到，与古耕虞做买卖保险赚钱，美商中流传着一句话："和古耕虞订完合同，就可以安心睡觉了。"因此，都争着跟他订合同，哪怕古青记的价格稍高，也宁肯多花钱跟他做牢靠的买卖，为怕得不到机会，就千方百计设法取得"优先权"。古青记的老搭档孔公司为了紧紧攀住这位财神，甚至破经营惯例为古青记无条件地提前开出一张面额一百万美元的"循环信用证"。这种信用证由美国银行开出保证兑付，不载明买卖商品的名称与装船期限，而且只要卖方开出发票、汇票与提出装船提单，就能向中国银行兑取现金，买卖成交，买方付款后，这张信用证又恢复了原额一百万美元仍继续留在卖方手中。其实就是长年地将一百万美元的信用证交给古青记无偿使用，为古青记增加一笔流动资金，而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相当于一百万美元的猪鬃的优先购买权，而价格是随行就市的。另外，还有一张面额五十万美元的信用证，也是出于同样目的，起同等作用的"资金"。仅这两笔往少说一年周转六次（不是古青记正常的十六次），也至少等于给古青记增加了近一千万美元的流动资金。 军阀们的"无息贷款" 　　古家对军阀的态度是，既不得罪，也不太靠近，不即不离。古耕虞接手古青记后，仍是军阀割据时期，"二刘"之外，尚有小股。他们各据一方，为了发财，在防区内也做起了猪鬃生意，但在经营上却是一窃不通。古耕虞就利用这一点相机出面"帮帮"他们的"忙"。比如，军阀们收齐了猪鬃，就贸然出手，全不看市场行情，有时甚至在最低价的年初。古耕虞就去告诉他们，此时出手必然赶不上好价，不如等下半年看涨时全卖给他，如果缺钱用，可以用猪鬃做押向他借款。军阀们求之不得。于是，那各个"防区"内的猪鬃便源源地运进了古青记，下半年之前已是加工脱手，付给军阀的本利只是市场购价，而赚头落进了古耕虞的腰包！这样，他不花一分本钱，就囊括了大批猪鬃，稳赚了一大笔钱，这不是取得一份"无息贷款"么？ 计挫孔祥熙 　　他与国民党一直在斗，不惜冒犯"四大家族"，或者说他在与"'四大家族"竞争，在具体的纯商业上，他又是胜利者。 　　"四大家族"，财括国中，权倾朝野，足以令某些人羡煞，不少人吓煞，可古耕虞硬是和他们斗了几个回合！ 　　猪鬃，国内价格甚低，国际市场急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猪鬃出口难且有断绝之虞，因而价格暴涨，最高价达每磅六美元。"四大家族"虽富，可更不厌财，就开始了欲将猪鬃垄断权从古耕虞手中夺走的活动。首先发难的是孔祥熙，出面的是他最宠爱的借他权势横行的大公子孔令侃，即当时人人皆知的"孔大少"。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全国各方面的控制，经济方面专设了贸易委员会以控制传统出口物资，隶属于财政部，当时的财政部长正是孔祥熙，而"孔大少"则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长。这个局是抗战前统管金融、贸易的所谓"四行两局一库"之一，兼营对外贸易，是个可以控制民营的官僚垄断机构。用古耕虞的话说，孔大少"像选美人一样选中了猪鬃"！ 　　孔大少爱美人出名，他选中的美人是必欲也无人可挡地到手的，一旦选鬃如同选美又甚至可能出于"父旨"，谁个敢不从？ 　　一九三九年春，为了换取美国卡车，蒋介石向西南运输处亲下指令：收购猪鬃八千箱输美！西南运输处的处长宋子文胞弟宋子良与副处长卢作孚当即找孔令侃商量。孔令侃根虽大，可哪儿去购那么多猪鬃？便自然地想到了古耕虞，并想乘机将猪鬃的出口垄断权从古耕虞的手中夺过来。他先是约了古耕虞却不出面接待，以冷落来煞古耕虞的威，再以出人相请的热来笼古耕虞，冀使古耕虞就范。受过冷落的古耕虞以"我发了疟疾"为由拒不赴约，却去找卢作孚告难。卢是四川人，是西南运输处的副处长，也是贸易委员会委员，因此古耕虞说："西南运输处要猪鬃，贸易委员会管猪鬃，你在两家都当权，自行调节一下就是了，干嘛都向我要？我不好办！"（——为什么孔大少出头要？）卢作孚表示事急无法才四处求医的，"委员长"的命令还了得！古耕虞又说："既然如此，那也得由你与徐可亨（也是川人，时任财政部次长）出面商量啊！"（——四川人的事四川人办，哪儿用他孔大少！）最后，他给卢作孚出了个主意：四川实力派康氏兄弟尚有大批猪鬃囤积在美丰银行，请卢以四川人身分动员他们售出三千箱，他则凑足余数，不足多少凑多少，但政府收购价应高于市价的百分之十，否则就会相对地赔本，而赔本买卖康氏兄弟是不会干的。结果，康、古两家就与贸易委员会签订了协议，将孔大少抛了开去。这可惹恼了"四大家族"，很快地就发给了孔大少一把尚方宝剑：由行政院院长核准的《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明文规定，全国所有的猪鬃从收购到运销，统由中央信托局办理，其他部门与商人不得自行报运出口，在国内收购须办理受托手续方可进行，再卖给信托局，限制囤积，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数量黑鬃百担以下，白鬃十担以下，超过期限或数量，由信托局强行收购；走私、居奇操纵，一经发现依法处置。 　　这自然是针对已垄断了国内外猪鬃市场的古耕虞的，他居然敢目无孔大少自是爆发原因，"四大家族"乘此时夺过他掌中的猪鬃垄断权才是他们重大而长远的目的。一切权力交给了信托局，也就是交给了孔大少，交给了孔祥熙，猪鬃，这个被孔大少选中的"美人"，也就嫁给了孔氏家族！孔大少接过"尚方剑"，当即向古青记连番砍下：贸易委员会与古、康两家的协议是"哄抬物价"，砍！那八千箱委员长指定鬃由他强行收买；不给古青记办理委托；不发给古青记运输证，叫你不但无权再收，已收了的也叫你因为没有运输证随时被密布各地的特务组织"经济稽查队"扣留，以致没收！孔大少气势汹汹，横剑怒目：哼，你个士佬儿竟敢太岁头上动土！几剑砍得古青记寸步难行后，孔大少必欲赶尽杀绝，很快地寻找了另一个古氏的代替者，这就是古今佛。 　　古今佛是古耕虞的堂兄，参加过共产党与海陆丰起义，被捕变节，充当了特务，当时是"川畜"（即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襄理并兼做一家猪鬃加工厂的经理。这本是古耕虞出于家族之情对其关照，可这个惯于变节的东西不但被孔大少看中，他也是一召即至，当即辞去了"川畜"的一切职务，另起炉灶，并拉"川畜"的人马壮大自己。孔大少明暗两手，双管齐下，必欲迅速置古青记于死地，一把夺过那"美人"！ 　　"非常时期"、"政府行文"，又是孔大少亲自动手，一个无权无势的商人怎能不陷入绝境？又有几个敢不乖乖地认"罪"服输？可古耕虞硬是要斗！他首先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动员公司员工与他携手共战，指出古今佛这个叛徒并没有多大能量，孔大少虽凶，又有四大家族的背景，可是他对猪鬃也是外行，世界局势紧张；猪鬃是战备急需，外行新手怎能应付得了这个局面？大家一来追随古耕虞多年深受其益，二来也深知即使"改换门庭"也会远不如今日。而孔大少与古今佛的行为也实是令人不齿，因而一致表示甘愿签字画盟，与孔大少且周旋几个月再说，此间凡与古今佛勾结者，一经发觉，当即开除。巩固了后方，古耕虞当即操起了他的专门兵器：出口鬃，以退为进发起了反攻也是合当凑巧，由于战争的影响，古青记有一大批猪鬃存在香港，初时是不及处理，后来是鬃价上涨，储存以待更好的市价，拖了下来。后虽卖出，但因考虑到当时国内法币极不稳定而没有及时结汇与转帐，也就等于没有卖出。可这批货因价格大涨已高达五百余万美元。因此他不仅有了经济手段同时也具有货物手段。便一面上告财政部：依与贸易委员会协议为西南运输处筹集的猪鬃已然备齐，贸易委员会应依协议办事，不得毁约。贸易委员会属财政部，财政部长是孔祥熙；"仗剑"毁约的是信托局，信托局长是孔令侃。向你老子告儿子，叫你两个部门去扯皮；你四大家族中老蒋要鬃，老宋赐"剑"，老孔买鬃，小孔阻拦，又怎么互相交代？再说，鬃不是地上长的，随手可取的，人千箱不是个小数目，你个古今佛，你个孔大少就是用上周身解数也收不齐！更要紧的是，比八千箱不知要多多少倍、长时期的国外市场的需求，你们又如何收购得足？就算收购得足你们国外市场不通不说，买惯了高信誉"虎"牌猪鬃的外商又怎能买你们的帐？出于这种分析，古耕虞在"上告"同时，当即宣布，他的公司停止在香港（此时因上海陷落，出口地改为香港）的一切业务，准备结束。这才是最狠的一招回马枪，最厉害的一招杀手铜。首先是中央信托局设在香港的总局大惊失色，先派要员屈用中飞重庆，在孔氏父子与四川握着重权的徐堪、卢作孚，及手握猪鬃大权的古耕虞间往来疏通，逼得与孔祥熙同辈的徐、卢二人屈节地称孔大少为"仁兄"，可仍是无效。怎奈美国大老板们不答应，他们只认"虎"牌，在古青记改为"川畜"后，也仍是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在美交易，何况如今猪鬃已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与国家的安危，美国的用量激增，不惜重金也务求到手？于是接着香港总局又派了一位局长亲飞重庆。"四大家族"虽大，可大不过他们的后台老板，在美国大老板动怒时，他们是连大气也不敢出的，于是行政院对那"办法""重新核准"，改由"向贸易委员会登记"与鬃商"得在内地自行收集生鬃，加工整理"，这就等于收回了孔大少的尚方宝剑，不得"横剑夺爱"，实际上是孔祥熙败了，也是"四大家族"败了，古耕虞说："官商的生意一向是做不好的，因为他靠的是特权，不是本事！" 　　这样，古耕虞又重新控制了猪鬃，可他为了抗战大局，也接受了贸易委员会下的复兴公司与不久后组成的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且为顾抗战大局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努力，献计献策，身体力行，甚至做出了一些牺牲。待到抗战胜利后，他又精心设计，更以手里的猪鬃与国际信誉为武器，逼使国民党政府解散了贸委会与富华。粉碎了官僚资本垄断猪鬃出口的局面，也就解脱了这种羁绊。决斗是激烈的，手段也是高明的。他先大造复兴公司腐败的舆论并开列出事实见报，再去调动美国进口商，两面夹攻取得了全胜。 　　他坚决不做国民党的官，而且层层与官作对，还常是赢家，反过来却要国民党的官做他的雇员，不过是在被他摆平之后。 　　最早的一场官司是为了直接报关的权力与重庆关打的，他赢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达到了直接报关的目的；最凶的官司，是与孔大少亦即孔祥熙打的，他也赢了，因为终究孔家"横刀夺爱"，没有成功；最大的一场官司，可以说是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打的，因为复兴也罢，富华也好，都是他们的代理机构，他又赢了，因为也达到解脱羁绊的目的！ 　　当一九三八年他被形势所迫，也是为了托拉斯式的经营，在官方，则是为了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要限制古青记，决定组建"四川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他巧妙地以"应由四川山货业全行业投资"的办法，既保了他的权利更排斥了官方的介入，也应付了政府的要求，因为所谓"全行业"，也不过是他的古青记与仅余的瑞鼎、祥和、和祥等三家，后者这三家又是早已忠耿地依附了他又股份甚微的，因而，其实只是他自己与自己"联营"，只不过在国内戳了个应付官府的"四川畜产品公司"的招牌，在国际市场上仍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交易，这是美国这个大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银行给他出的好主意。而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却聘用了曾任四川军阀杨森军需处长的周克明，不久周死，又聘用了曾任四川省贸易局副局长、军阀刘文辉二十四军的代表吴晋航。无论是周还是吴，都曾是"政府要员"，而吴的身分、声望要比周高得多，也都曾与古耕虞有过程度不同的较量，在腐朽的官府中他们虽为败将，在"川畜"的职位上却可称职，由他们出面应付官府与复杂的政治环境是绰绰有余的。 　　另外还有几个"川畜"的雇员，也是古耕虞先击败再从官府中挖出来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张华联与王君韧。张华联曾是官办的富华公可业务处副经理兼主任秘书，职位可谓不低。古耕虞在攻垮这个官僚资本垄断机构时曾一度将攻击矛头指向他——实际上是通过他攻击其总经理席德柄，张华联也只好甘做替罪羊。可在处理具体问题中，古耕虞发现张华联不仅有才而且有正义感，冒着很大的风险维护合同，是个他理想的、难得的人才。因此他于富华撤销当时就恳切地提出聘请并约定了时间。抗战一胜利他就"三顾茅庐"先后诚聘张华联担任总经理办事处主任、香港公司代理人等要职。王君初曾是职位很高的中国银行权力中心的三大支柱之一，总秘书，解放前夕，古耕虞一是为了自己的企业，二是为了给新中国留下难得的人才，聘用了他，而王君韧不但肯"屈就"，而且为他出了不少力，特别是后文要说的对美的那场大官司，出了很关键的主意。另一个袁中霄，虽没怎么实际就职，却也屡被官方启用，只是他本人不肯罢了，正是这个"不肯"才更投合了古耕虞的口味，再考其本领更为满意，便诚聘过来，并当即委以方面重任。这三个人都成了他的得力的心腹大将，为他的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周恩来重托，与杜鲁门斗法 　　他全副身心地投效了新中国，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 　　早在抗战初期，古耕虞就从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深得人心中看准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大局。因而有意结纳共产党，真诚地与一些党的干部接触，很快地通过这些人与周恩来做了朋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重庆，兼领导南方局。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常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邀请并接待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特务猖狂，许多被邀者都十分小心，冒着很大的危险，连与亲人都不敢稍露消息，古耕虞则有请必到，从不犹豫。此间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坚定了投效共产党的决心。 　　"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也象征我的事业。" 　　他更爱的是事业，事业是他的一切，他有极强烈的生财欲，却决无对财产的占有欲。买卖中他"不让一根针"，生活中可随时"送一匹马"；绝不奢靡，不乱花一文，却可以毫不吝惜地送给人。他曾经是典型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力求通过改良实现缩小贫富悬殊的距离，真正地实现福特的"利润分享"，自称是"改良到顶的人"。他公司中的职员，甚至厨师、工友乃至工友之子，都成了股东，工资分配一再从优，且照顾年龄，考虑人口增加所产生的结婚、住房、子女等费用。他的高级职员，甚至一般职员，解放后从国外汇得的存款，总数以百万计，连中下级职员都富于旧中国的一般中小资本家，以致被群众看成资本家，还得他出面费了很大力气去解释；一些老工人甚至久久地念念不忘地说"还是古老板好"，被他称为"后遗症"与"觉悟不高"。一般的资本家都是在一九五六年才接受"一化三改"的，可他在新中国刚刚开国三天，于接受周恩来委以全权负责中国猪鬃公司时，就毅然提出，将他家三代惨淡经营，他本人艰苦壮大与官僚资本多次拼斗赢得的企业连同职员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虽经国家一再坚持定了价，然而那价不但很低而且使他彻底失去了自己经营的阵地与条件。然而，他不但不计较，而且很欣慰：他为国尽了力，更重要的是仍能从事他爱之如命的事业！ 　　"我爱我的事业，就必须热爱生长猪鬃的故土，祖国是我的根本所在，我失去了祖国，就失去了我的一切。" 　　他完全可以像有些资本家那样，去美国做寓公，他的资金已足够颐养。莫说早已富足，更在抗战胜利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他的睿察，抗战刚一胜利，他就一面紧张地筹划，一面积极地攻垮垄断，因而复兴公司刚一解散，他就将他已筹划精当的分公司立即分赴全中国的所有的猪鬃最大的集散中心：上海、天津、汉口，进而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猪鬃市场。他不但可以用他的存款再发大财，就是坐吃几世也吃不空这座"山"！可是他没有走！连香港也不去，更莫说台湾，并下令分公司照常营业，等待解放，留给共产党，并千方百计为新中国挽留人才。如对中国银行，虽说只留下了个王君韧（作用也不小），而高层职员集体辞职后绝大部分去了外国，跟去台湾的甚为寥寥。 　　他不但献出了企业，而且在他尚在国外为新中国效力时，就将在外国留学的子女打发回国，不留丝毫后退的余地，无怪有人说他"死心塌地"。 　　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后，古耕虞已与共产党的经济干部议妥，由他在香港设立公司，主要销售解放区猪鬃，这才发生了与杜邦公司的遭遇战，古耕虞经过精心调查与适当措施仍操了胜券，为解放区猪鬃的出口尽了很大的力。 　　一九五○年的旧历腊月二十三，由于政府急需一笔外汇，经贸易部告知古耕虞放下国内的一切业务，先到香港为政府垫付五百万美元。当时，国家困难，五百万美元，于公于私都是个很大的数目，可古耕虞不但爽快答应，而且第二天就动身赴港，毫不犹豫地将这笔巨额外汇如数地存入香港的中国银行，为政府做了垫付。 　　一九五○年六月，古耕虞依前约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名义上仍是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老板，实际上公司已交，他的员工们已成了国家职工，更莫说公司了，实际身分已是中国猪鬃公司的总经理了。然而，这是绝不可外泄的。深谋远虑、算无遗策的古耕虞，为了保密与稳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了惯居重庆、已安排好一切后事准备安然在故乡度罢残年的老母，移居到香港。他才放心地动身赴美。用的护照还是台湾当局的，身分自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有人用他一个朋友的玩笑话说：通体都是白的，只有心是红的，正是"心里美"（一种萝卜的名称）！路上自也仍难免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一再考问，可他有护照，有香港公司董事长与海洋公司法人的身分，又有与美商的前约，考问者也不得不放行。抵达美国不久，六月二十五日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从各种迹象中看出美国的战备猪鬃必然上涨，他就抓准这一时机，积极推销，而且利用美国海陆空军的急切心理第一个投标，并表示：无论是到岸的，还是运途的，一律卖给美国政府。赚钱是小，为国家换回更多的战略物资是大！在古耕虞使出周身解数甚至不惜自己赔钱的努力下，一九五○年我国猪鬃出口额高达十万箱，价值八千万美元，创了历史最高记录（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得突破这个纪录）。到了十二月下旬，古耕虞从一个细微的迹象里觉察了国内必有大的举措，便故意以电话张扬，说老母重病，须赶回香港探视。归国接受新的指示。可他尚在归国途中，杜鲁门就下令冻结了大陆资金，不久，又以"特别冻结户"冻结了以古耕虞及以他户名存放的美国银行的资金，这里面的百分之九十是国家的，数量之大，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美资金总额的数倍，而中美已在朝鲜战场上兵刃相见，倘一泄露，势必全部报销，这已是一九五一年初了。二月，古耕虞即由北京返回香港（他从美国回到香港只住了一夜，不顾老母的抱怨与责备，借口忙，偷偷转道澳门到北京接受新指示），并立即投入争取解冻活动，这是国家急需的钱，他更是"根针不让"。首先通过朋友向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打招呼：不要错看了美国的这位重要的朋友！大通的经理与古耕虞谈了一天，做出备忘录转交给了美国驻港的总领事馆，古耕虞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文件，证明内地公司已卖给了中共；证明他的香港公司的人员不在大陆供职。前者有政府证明与英国驻上海、重庆总领事馆的出证；后者是张华联巧妙地做了手脚。主要是将留在大陆上的袁冲霄改成了"袁仲宵"，古耕虞更巧妙地争取到将文件全部译成英文程序，张华联自也译得甚为巧妙。一切如议，可杜鲁门仍不放心，也就不放手，比如在调查中发现了大陆上的袁冲霄，就一再叮问，张华联就拉人充做"袁仲宵"，强调汉语的同音不同字；老练的总领事又布下一个陷阱："你的一切都已合了手续，但你仍得做个补充，宣誓不做假证。你把国内公司卖给中共，作价很低，估计只有实值的二三成，又是公债。现在我请你回答："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关于法律问题，古耕虞早已与他那精通法律的王君韧研究透彻，总领事的这一招也基本在王君韧的意料之中，且已谋下对策。是以古耕虞当下从容而严肃地回答说："你向我提这种问题，是违犯你们美国法律的。我是在美注册的海洋公司的法人，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也拒绝宣誓！"总领事惊诧地问："我违背了什么法律？"古耕虞说："美国法律禁止以剥夺申诉人申诉权力的方式进行审问，如同我们中国的不准陷人入罪。对你的问题，我无法申辩；如果我说是自愿的，你会说我与中共合作；说被迫的，你又会要我拿出证明，证明中共的胁迫方式是动手枪还是关监狱。你问问你的法律顾问，这样是不是违法？" 　　陷阱无用，反复查去，果然是一九四八年古耕虞就到了香港，没见证明他回过大陆，而一个兄弟在美国，长男长女在美读书，另两个儿子与老母、妻子都在香港，甚至查了古耕虞是不是律师。这也自然无用。杜鲁门无奈，只好宣布解冻，却提出个条件：必须把猪鬃优先卖给美国政府。殊不知这正合了我国与古耕虞的希望。 　　古耕虞为国战胜了杜鲁门！ 邓小平的重视 　　一九七九年一月，邓小平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分，邀请民建、工商联的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韬、古耕虞五位领导人座谈有关国际贸易与发挥工商界作用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古耕虞只好请儿子与儿媳连夜为他写了两份内容充实的书面建议，并在会上作了积极的发言，在谈到调动积极性问题时，古耕虞表示不相信当时有人所说的"戴着帽子也能发挥积极性"，他说： 　　"当时所谓心有余悸，实在不是余悸，而是十足地悸。干部和工商业者，即使住在一条胡同时，上下班见面，双方都绕着走；学徒工知道某人有本事，想向他学点什么，也只敢背后叫师傅，当面必须直呼其名，否则就没有和资本家划清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即使十分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也没有条件。这等于头上顶着一块磨盘走路，想走是走不快的！" 　　邓小平很重视古耕虞的意见，并提出了具体方案，肯定了资本家建国以来的积极作用，正式行文，摘了"帽子"。以后不断鼓励古耕虞多为开放后的商业谋划，古耕虞也积极地做了不少工作，或写文章或书面口头地向有关部门与人员提出许多宝贵见解与建议，特别是国际贸易方面尤为重要。 　　古耕虞是位不同凡响，值得敬重的大企业家，他的经历是独特的，经验是宝贵的，值得我们。特别是经商者认真学习与借鉴。 　　不起眼儿的猪鬃，了不起的古耕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