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棐卿和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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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棐卿和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一）

宋棐卿（一八九八——一九五六），山东益都人。中学时就读于益都的教会中学；毕业后，考取了齐鲁大学；一九一六年，十八岁时，转入北京的"燕京大学"，一九一八年，二十岁的时候，不待大学毕业，即转学美国，就读于美国西大学商学院；一九二一年，三十三岁学成回国。协助其父经营批发商号。一九三一年倡建"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刻意以实业救国，强化现代经营手段，一年内即名噪天津，跻身于大实业家行列。一九五○年去香港，一九五六年客死阿根廷，享年五十八岁。 他的名字必然使人想到刘少奇 　　没料到，一九四九年的一次谈话，不到二十年，竟成了刘少奇的一大"罪状"，他本人也成了"反动资本家"。如果他地下有知，一定会叫起撞无价大屈！也一定会为改革开放欢欣鼓舞，憾不迟生一百年！ 　　一九四九年，是个翻天覆地、历史意义重大的年头。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获得全部解放；同年十一月六日，解放军又打响了淮海战役，经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多，使其大丧元气；十二月初，结束了辽沈战役只有两三个月的东北野战军又挥戈南下，旌麾南指，迅速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天津解放。 　　经过这具有历史性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已注定了彻底失败的命运，于是，"战犯求和"，蒋介石发出了与中共和谈的吁请，并以"引退"来缓和那对他极为不利的局面。 　　三月五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制定了在全中国夺取胜利，建立新政权的总方针和政策，并将中共中央迁入了刚刚和平解放三个月的北平。 　　四月二十日，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当天晚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中共中央发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部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等一系列号召。当百万大军逼压长江的时候，当蒋介石发出和谈吁请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包括我们"一边倒"向的"苏联老大哥"，也认为以当时的解放军的简陋装备，强渡素以"天堑"著称的长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有些人猜测，有些人预言，有些人劝告，要"南北分治"。这不仅说明了能取得这场重大的渡江之战的胜利，是解放军的战斗力之强大，强大得不但出乎敌人，也出乎一些友人的意料之外，而"前方后方齐鼓劲儿"，军民团结一致的重大作用也绝不可稍加忽视。南京虽然于四月二十主日解放了，可大上海还在国民党手中，攻克上海仍须作出很大的努力。而解放不久的大后方却仍在物资上处于十分贫乏的境地，仍须继续地"前方后方齐鼓劲儿"，这"鼓劲"的对象，自然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当时划分敌我的总口号是"三敌"、"四友"。三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四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是友，是团结的对象，这是当时确定的基本国策，而民族资本家仅从解放战争而言，也确实是大多数程度不同地起了一些作用。天津解放前夕，1948年十一月末的一个星期天，华北局和中共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委托曾在宋棐卿的"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做过工的中共党员石小东专程夜访宋棐卿，向宋棐卿重申了中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宣布的"约法八章"，并转达了当时任中共华北局主要负责人，天津解放后就任该市第一任市长的黄敬的具体指示：进入天津后，要争取宋棐卿的合作，希望宋棐卿保护好工厂，以利于日后建设新中国，发展民族实业，发展民族工商业。宋棐卿欣然接受，并作出了努力。除组织好了护厂队，还亲自搬进厂内，并将各部主任与高级职员组织起来，轮流值班，保护好工厂。而且还抵制国民党的城防所需的经济掠夺，将库存的毛线、呢子、布匹、红糖、食油等物资分发给工人，实行分散。并特将牢固的厂内楼下梳麻部与精梳部提供为工人及其家属的临时避弹所。更以个人身分积极活动以策动天津和平解放。 　　与石小东联络上不到半个月，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宋棐卿暗地里出面，邀集了华牲进出口贸易行总经理毕鸣歧、华北酒精厂总经理徐晓庵等工商界人士，统一认识，共同行动，一道出面郑重地敦请参议会倡导和平运动。他们面见了时任天津市参议会的主要负责人中纺天津分公司经理杨亦周。要求杨以参议会的名义发起和平运动，劝导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顺乎民意，停止对抗行动；并打通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关系，促请李在国民党军队溃退、解放军尚未接管的空档内，组织警察，维持治安。陈、杜二人虽曾犹疑，但最终还是下了决心，李汉元也主动投诚。在解放军入城时，东亚公司也及时地贴出了醒目的告示： 　　"奉上级令，为协助人民解放军顺利展开解放工作，维护本公司产业安全，并建立新秩序，特组织工人纠察队，希本公司工人踊跃参加为荷。" 　　宋棐卿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资本家，就是这样的一位"四友"中的好友。 　　为了促进解放战争的进展与彻底胜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南京解放已几天，上海攻坚战尚未开始的一九四九年四月末，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日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视察了具有重大战略后方意义的天津。 　　党中央这项决议是英明的，刘少奇此行所负的使命也是重大的。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亟需两方面的充分而有效的准备：在军事上，需要充分的军备给养的准备；在政治上，则一些成分与情况都很繁杂的城市，如南京、上海、南通，与西南的重庆，中南的武汉，华南的广州，都需要宣明政策与取得接收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而天津，开埠最早，是华北的第一工商重镇，情况与那些大城市相类，十分典型，又刚刚解放了三个多月，是最理想的传达、落实、贯彻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点。因此，才派出了一名中央副主席亲临。刘少奇不负使命，到天津后，工作很是出色，他忠实而灵活地、积极而有效地传达了那次刚开过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精神，进行了全面的活动与广泛的接触，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会议、谈话，日不安席，却又井然有序。他神采奕奕，谈锋犀锐，明快而又充满了信心与幽默，深入全面而又生动有效地传达了大会的方针与政策，使其深入人心，立见显著成效。其中，自也必不可少地广泛地接触了工商业者，特地邀集了天津工商界人士，召开了座谈会，这是传达会议精神的重要一环，除作用于天津本身外，还要以天津为实际榜样，影响与指导其他尚未解放、即将解放的大城市。在会上，刘少奇亲切而中肯地详细解释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具体的政策原则。宋棐卿自然在邀请之列。听了刘少奇的传达，他甚感兴奋，也自然地激发了他几乎已被国民党毁灭的生平夙愿与梦寐以求的理想：将东亚公司发展成大型的托拉斯，成为救国的强大实业。正因为是三十年一年比一年更强烈地执着追求的一个梦，所以他曾用心血写就了洋洋数万言的发展计划，他要把东亚公司发展到具有十家大型厂规模的联合企业。抗战胜利后，他曾屡为此事而兴奋，而拼搏，可国民党却左一刀，右一斧，砍得他无以招架，遑论发展？因此，他将这数万言心血凝成的计划命名为《我的梦》，而且是难以为续的梦！天津解放了，他虽对解放军拥护，却更觉梦已成空。如今听了刘少奇这位中共的大人物，党中央的副主席的一席话，一席态度明朗、语气肯定的话，一席充满信心、饱含鼓舞的话，他中枢兴奋，旧梦重圆，躁动着他那已趋向于桔井般的心，躁动得他已年届"知命"的半百人又似焕发了青春。曾几何时，当四十七岁被国民党的特务工会折腾得焦头烂额时，一向醉心于实业救国、舍尽一切也不肯舍弃"东亚"的他，曾精神萎顿，心灰意懒地说："总觉得越干越没意思了，我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天不助我，我还拼这条命干什么？"此时，他似乎觉得忽然之间"天助我也！"——"党助我也"！中共的大首脑那鼓舞人心的话，那明明确确的大政方针，实在叫他兴奋不已，兴奋中竟似勃勃少壮般，向刘少奇恭敬地呈上了他那《我的梦》。"梦"中详细而准确地分析了天津的优势的经济地位与特殊的商业作用，凭借这些优势与特殊，吸收资金，利用原料都是大有可为的；"梦"中也详细阐明了国内毛、麻、棉、丝等原料的分布、生产、供给的具体情况与变化；提出了利用国有资源，发展国货生产，以纺带织，以织带制，积累资金，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完善从纺织到纺织品的加工制造的体系化经营，使针织、成衣形成系列，以为发展民族工业，建设巩固的国民经济的生产基础。这个"梦"编织得十分精美，像他的细纺，名动全国的"抵羊"牌毛线那么大动人心，那么华丽，又那么致密、细匀、严谨；像"抵羊"没有次线丝那么没有废话与败笔，还绘有精制的图样——好美的一个"梦"！他对他的梦是珍惜的，是视为生命的底蕴之一的，他从未轻易示人。可今天，他觉得有将心捧给中共这位重要人物的必要了，这对他来说，是喜悦，也是重大的抉择。事关重大。因此，他在呈送时，不仅是郑重地双手捧上，而且那捧上的双手分明在激动地颤抖！ 　　刘少奇很重视这个同路人，这个"友"所棒献的一颗心，很认真地读识了这个"梦"，以他非凡的政治眼光与党的当时基本政策精神，读识了这个"梦"。他很为这位革命的同路之友为振兴民族工商业，基于实业救国所做的梦而感到欣慰。从战略上看，前方亟需军备补充，发展实业是重要而可靠的补充手段，是解放大业的急需；从战术的角度看，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而经国民党敲剥、摧残，再于失败前夕横加破坏的烂摊子，处处待理，仅就天津当地而言，就有着极大的饥荒与失业的存在。这是个亟需解决而又十分难以解决的重大的社会课题，它突出地关系着城市的安危。据后来统计，当时的天津市人口尚不到二百万，可难民竟多达二十五万九千五百人，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十三尚强；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即三十万工人中已有十万失去了工作。这是多么沉重的经济压力与政治压力，而重负之下，又怎么能确保更沉重的支前？怎么能让那正待解放而尚未解放的一些类似的大城市的市民们放下心来？而在当时那么个巨变的情况下，又怎能仅靠国家来全部解决？如果民族资本家能在发展其实业中，解决哪怕一部分失业问题，也是于大局、大计十分有利的。而此时，宋棐卿的"东亚"公司也因原料不足，生产不正常，造成二百多失业者，这些工人也乘刘少奇来津之机，通过工会组织提出了复工的要求。因此，刘少奇在看过那个"梦"后，对这个真诚靠近党的同路友人说： 　　"你这个计划很好。你不是要发展工厂，发展生产么，现在有这么多人（指"东亚"失业的二百余人）你怎么不要？" 　　宋棐卿回答说： 　　"我不愿意多剥削了！" 　　这话自然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我呈上了《我的梦》，如果你中共认同，允许我去实现这个梦更好；叫我参与实现这个梦也好；如果反弄个"剥削"，那是自不可为的。既然连"东亚"的现有的规模已不可保，还将那些失业包袱背起来作甚？你们一笼统地说资本家剥削，我已有反感哩，再闹个更大的罪名可犯不上！ 　　以刘少奇的政治素养，自已深刻地洞察到了。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与依据这些具体情况所制订的方针、政策，都是必须稳定民族工商业者。而要发展生产，要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只简单、孤立地运用"剥削"与"反剥削"的概念，看待与处理具体问题，是反客观的，是不符合党的基本政策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正是基于这一政治基础，刘少奇才断然地就宋棐卿的话，有分寸而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既，但还有一个过渡阶段。现在国家不发达，还希望你们能多开工厂，你能剥削一万人、十万人才好咧！" 　　这话说得十分严密，也十分明确。首先肯定了根本要点。做为宗旨，无须怀疑，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必然要消灭剥削的，但如今不行，要有个"过渡"，既是"过渡"，就不会消灭，即可由存在逐渐到消灭。且话中的"剥削"，正是针对宋棐卿的话而来，已不再是绝对的不变义，而是相对的变化义。这番话，是在东亚公司的会客室里进行的近三个小时的座谈中说的，当时在场的除天津市党政领导外，还有工商界上层人士及东亚公司的高级职员，共计近二十人。刘少奇的谈话重点在于阐述党和政府当时对民族工商业的根本政策，自然也谈到了将来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安排；尚从政治角度进行了阶级分析，以及党在阶级斗争中的政策与策略。因为提到了"剥削"，刘少奇以强调的语气，反复解释了剥削的内涵，并指出"剥削"在当时的状况下的社会情形，及其对恢复生产、安定社会、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即时的特定的作用。另外，刘少奇还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谈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从三民主义主张，谈到共产主义理想，还向与会者推荐了《资本论》与《社会发展史》，希望他们好好读一读。 　　接着，刘少奇又即时决定与东亚公司的全体职工见面。在大会上，刘少奇苦口婆心地解释了党和政府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分析了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益处，然后才说明： 　　"现在的剥削是不合理的，但从目前发展生产讲，它是合法的，对保障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用的。"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自然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因为这是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传播之快，可想而知，几乎是随着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而扩散的，甚至先部队而行，产生了无论对战争，还是对稳定新解放城市的秩序，都起了甚为重大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对所谓的"江浙财团"。那里开埠最早，企业也兴得早，办得多，实力雄厚，构成复杂且具有较大影响的海外关系，也必然地面临着物资供应与劳资冲突的两大难题。因而，刘少奇在东亚公司的一番讲话，不仅天津一地，而且对全国，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大城市社会秩序的安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都起到了甚为关键的指导作用，具有着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可是，到了那特殊的"文革"十年，为了打倒刘少奇，自然动用了那特殊年代的特殊手法，将刘少奇的话孤立于历史现实之外，断章取义，甚至加以歪曲、篡改，变成了"剥削有功"、"剥削得越多越好"！不仅面目全非，野蛮地抹煞了历史，而且变成了"死不改悔"、"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重大罪状！ 　　宋棐卿早于一九五六年就死了，倘他真个地下有知，能不为刘少奇大鸣不平，为他自己在死后被"打"成"反动资本家"叫起撞天大屈么？ 　　历史是客观的，时间是无情的，总是要还其本来面貌的，刘少奇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结论，宋棐卿的问题，也于近些年来经有历史责任感者做了艰苦认真的调查，初步地但很有理有力地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 举家危难之际反遇良机 　　他生而不俗，幼而不群，长而不凡。古老的东土，新颖的西风，苦涩的水，使他想到了自强这个内涵壮丽的字眼儿，他要靠这个自强走出一条实业救国的路，走出历史的沉郁。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宋棐卿出生了，这是山东益都最普通的一个家庭，普通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中，它几乎毫无特色。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是位生来唯有勤劳度日的最单纯的人生追求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倾注全副精力于求得一家人生存的最起码、最单调的条件，岁月将他的黑鬓染成二毛，也将他的语言更沉浸于腹底，一日难得几句话，与世无争，不计劳苦。这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这块更古老、更典型的大地上，是何其的普通。然而，也许是那个只有百日的变法维新，给这个狗年生的人带来了异于习俗的命运吧？宋棐卿这个属狗的来到了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个极普通的家庭却遇上了一位极不普通的英国人，因而，也引起了很不普通的变化。 　　这位英国人，是位牧师，名叫库林（Coilin），中国人则按中国人的姓氏习惯，称他为库牧师。清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０）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兵舰轰开了老大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转年的《广州和约》以及紧跟着而来的一系列的条约，使中国的主权日渐丧失，经济侵略之后，伴随而来的是文化侵略，列强们均不甘落后，宗教势力迅速地向中国各地渗透，既近海又富饶的中原首要之地的山东更是首当其冲。益都虽小，可它是古九州之一的青州府首县，地处胶东扼要，不仅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贾云集之乡，因而，一个小小的县城，竟如雨后春笋般，一时间冒出分属于几个教派的十余座教堂。这些欧式建筑物分插于众多的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居住模式之间，不仅在外观上格外刺眼，而且在心理上也引起了巨大的不平衡。来中国这块古老而肥沃的土地，多是列强中的食肉的贪婪者，传教士也不例外。因而出现一些，甚至一两个，有人性的善良的人，自令人感到不普通。库牧师就是这种不普通的外国传教士，他到中国来的年头早，因而资格也老，与益都人也熟。一来，就主持起了被当地习称为"西大教堂"的教务。他不是英国人中的专一逐臭的"苍蝇"，也不是掠夺成性的"野兽"，他是英国的绅士型的人。他的妻子，被人们依中国习惯称为"库师娘"的，也是位心地善良又善于理财的英格兰女士。是她，集了一些贫苦教民，钩织花边，再联系出口，救了不少人，她也挣了不少钱，而且经营的数量越来越大，办起了"花边庄"。夫妇俩实不愧虔诚的基督徒，亦不愧为英国的绅士层，均关心贫寒，乐善好施，许多当时的益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他们的帮助或多多少少的一些周济，其中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乃是受益最大者。他不是城里人，乃是城西龙山峪宋王庄的农民，与一般乡邻般困迫，岁租薄田数亩，倘赖"天恩"，只能维持全家个半温半饱，余下的就得靠为人收放与打柴进城货卖来填充。库牧师于布道中发现了这位老农民老实厚道，又听得那么专注，表现得那样虔诚，（他多么希望像教义里说的那样啊！）就产生好感，并有意与其接近，宋光旭自更对库牧师崇敬有加，两下里更有了深厚的感情，宋光旭也很快地成了教堂的看门人，接受了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不久，宋光旭那只有十一岁，却已挑柴入城叫卖几年的长子也为库牧师领洗入教，为其改名"传典"，并送进了教会办的书院去读书。使宋家不但得到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从此有了文化，而且是西方文化。宋传典毕业没有几年，就被年事已高碍于奔走经营的库牧师夫妇找去经营起了花边庄。经济上较以前可谓大上了一个台阶。而此时，宋棐卿恰好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宋家已不再是温饱难持的农家，亦不再是大字不识的土盲了。正因为有了这一不俗的变化，他才没有象他父亲一样稍一懂事就过早地参与了家计的操劳，在他父亲挑柴入城叫卖的年龄，他已在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在他父亲刚读完小学功课的时候，他已经考取了齐鲁大学。他父亲的文化程度，是他祖父难以想象的，而他的文化造诣也绝非他的父亲可以望其项背的。也可能真个是造化宜人，几乎与他步入高等学府的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并且在一两年内就引起了世界的较大变化，库牧师夫妇因此归国了，其产业也留给了他们的四个最得意的高足，其中自然有宋传典。于是在益都最繁华的西街上，一个名为"德昌号"，有三间门面、十几间倒座房的一座内局式收购批发花边的新店铺，便在一片喜气洋洋中，择吉开张了。这就又给宋棐卿的深造，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他才得以于一九一六年春天考进齐鲁大学。可只读了半年，这个十八岁小伙子却又大大地感到不满足了。乘暑假归家之机，向父亲正面提出了转学到北京的燕京大学的请求，并系统地提出了理由：一、山东已完全为日本控制，极为闭塞，亦极无保障，日人横行无忌，国人，特别是文化人难得交流与施展；而北京却是国际社会在华的中心，各国势均力敌，非为一国控制可比，消息自是灵通，文化的交流与施展度也自然相应地为大。二、齐鲁大学虽也为教会大学，进行的是西式的先进教育，然而，却是在孔圣人的故乡，传统的深潭中，孤立而又地处一隅，岂如北京更为开化，更为人才荟萃？地域之差，环境之异，对知识的增长大大有关。直到今天，父亲才注意打量起了儿子：这小子长大了，似乎仅上大学的半年功夫，就长成了既健壮又精明的大小伙子了！听，他的议论多么有条理，多么有说服力，莫说是叫他在儿子这个十八岁，即使今天的四十多岁也想得、说得没这么周严。他满足，一个挑柴叫卖者不但做了业主，而且有了这么个超群出众的儿子；他高兴，有这样的长子，定能顶门立户，不但继承也必将光大他那初由外籍恩师恩赐，继在他手中发展的"德昌"。因此，乘高兴之际，他问起了儿子的志向： 　　"你读完书，又做些什么打算呢？" 　　话出口，脸上也现出了喜悦的期盼，他等待着儿子令他最喜悦的回答：在德昌好好干呗，将来让德昌一定要更红火！ 　　可是，且慢，那儿子竟似早已成竹在胸，见问，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发展实业！" 　　老子的高高的兴头，似被泼了一盆冷水：实业，投资大，见效慢，又得更大的心力去经营，值么？可他不忙发火，仍问： 　　"为啥单要去发展实业？" 　　儿子理由分外正大： 　　"看看如今的世界各国，哪个国家不是靠实业强国，以实业为本？唯有咱们中国，实业薄弱得可怜，国家也弱得可怜，当然也只有靠发展实业去图存、图强了！" 　　宋传典虽自学的是西方文化，可他身在圣人乡，生在清王朝，对那齐家，然后治国，国治，然后平天下的传统理论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崇信的。听了儿子的话，望着儿子的脸：你小子再能，左不过尚未弱冠，竟不知艰难，奢谈起治国来了？可知老子似你这般年纪时的情景？又可知老子是如何挣挫得这分家业？不先想齐家，却着谈治国——荒唐，荒唐，不牢！不牢！因而，对儿子再度提及转学问题时，他明明赞成，却由于那不快，只是缓缓地摇手，淡淡地说： 　　"先歇着吧，此事待从长计议！" 　　儿子的见解是不凡的，正是这种不凡的见解鼓噪并支持着他，开学后央着父亲写信托人立即转入了燕京大学。到了北京，眼界与心胸更是大开，只读了不到两年的经济特科，便不待其父明确表态，不及毕业，便通过北京的教会关系转学到美国的西大学商学院续读。这所大学是老资格的高等学府，是美国著名的福特集团专为培养高等商业人才而不惜重金资助兴办的。宋棐卿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就是要通过在这所大学的学习好好地考察一下世界上一流先进的美国经营实业的情况与兴办实业的经营之道。因此，他不但在课堂上认真地听讲与思考，而且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实际考察的可用良机，甚至不惜费尽心机地谋求参与旁听福特公司的例会。终于谋得了一次机会，使他大足了欲望。但也在大大称羡之余，隐隐地感到悲哀：这一切现代化经营管理手段在国内几时才得行通？福特的中层人员，在总裁面前毫不拘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正是因此，自免不了看法相左，那就尽情地争论。总裁不但不制止，反而有意导引向正题，推波助澜，在下属们的激烈争论中，总裁总是冷眼旁观，时而眼角牵动，时而面露微笑，在具体的争论中似乎每个人都忽略了总裁的存在；但在总体的氛围里，时时体现着总裁的威严。 　　一九二一年，二十三岁的宋棐卿学成回国了。 　　他回来得正好，回来得正是时候，老子宋传典因买卖兴隆获得了新的山东政府的嘉奖，当上了县议员，进而更要参加省议会议长的竞选，而企业兴隆却引起了股东凋敝，昔年的四师兄弟已去其二，唯留了一个贾星恒，所占的股份少而又少了。因此，儿子的学成归来，岂不是甚为及时？儿子不但足以挑起"德昌"的担子，而且在他竞选中为他出了许多主意，讲了许多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他也从儿子的灼灼奕奕的眼神里读解了两个未知数：儿子的目标不在"德昌"，也不在益都，这小子真个有四海之志；老子的基业可谓大矣，从卖柴童到益都县的大老板，从基督徒到省议长，容易么？可这小子分明是没把这分量看在限内，甚至分明是把老子理财的一套看成是不值一顾的土式经营。他要缩短这种两代人的距离，他要使儿孙，至少是儿子记住，是他宋传典开创的宋氏基业。因此，他搬进了省城济南。由县郊搬进县城，开办了个德昌号；由县城迁进省城，建起了发网厂，立起了德昌总号，益都的老字号与新设在青岛与潍坊县的新字号都是德昌的分庄。买卖做大了，而且连最后一位合股人也撤了那已变得只具象征性的股份，偌大的德昌变成了宋家的独资企业，儿子总该满意了吧？可是不，儿子十八岁时流露出的"发展实业"的想法，如今反而更具体化了：要建毛纺厂，甚至连购买机器的国家都想好了！他虽在表面上淡淡又说了句"从长计议吧"，内心里却未免有些恼火，但这点火却很快被儿子的行动扑灭了。 　　竞选议长，兴建工厂，开办分庄，用去了宋传典的所有积蓄；而当上了议长，应酬花销激增，钱呢？没钱，莫说官场，连工厂也难以维持了。可当父亲正感燃眉，儿子已经送上了救急的"水"；居然料准了会有这么一天，提前动手，找到一位同在美国留学，如今已在一家英商办的洋行中任职的同学，不动声色地拉来了一笔巨额货款，不为人知地由德昌代收，并利用济南与上海间银元兑换铜钱的价差，南收北放，生息长利，一月间就净赚上千元。儿子的一招先，走活了全盘棋。这令老子格外欣慰，也暗暗佩服。 　　可是尚未欣慰得多久，佩服得多久，接连着就来了个双滚翻！ 　　首先是由于大大小小的发网庄几年来已遍布山东，生意走向清淡，所以，宋传典接受儿子宋棐卿的主意，于1925年前后，将德昌发网庄改组为德昌洋行，专做进出口生意：出口花生、发网、核桃、地毯、草帽辫等；进口五金、电料、自行车、布匹、呢绒等。做了一阵子，生意蛮好，可是这绝不是宋棐卿的目标，他是决心要发展实业的。特别是留美中的认真考察，使他更具体更深刻地感觉到，美国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工业先进，而且美国的财团巨头无不是实业大家。因此，他一有了机会就亟谋在实业上的进取。他以为既然中国是羊毛的大宗出口国，为什么要用英国的毛线，何不自纺？于是，他就瞒着老子进口了一部英国纺制毛线的机器。只可惜，他不懂纺织，英商卖给他的又是一部粗纺机，纺出的毛线没有弹力，也就销不出。无奈，只好织成线袜廉价甩卖，结果赔了几万元。这还了得？老子锱铢必较，茹苦含辛，非不听话玩什么实业，一下子就是几万元！ 　　更有甚者，次子字涵竟为乃兄所濡，醉心起了实业，说是留学美国学商，居然也学起了纺织，这不是火上浇油么？ 　　不牢！不牢！可气！可气！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不将军"（不知道有多少兵，不知道有多少钱，不知道有多少小老婆）张宗昌督鲁，听得"德昌"是家资金雄厚的进出口洋行，东家又是省议会的议长，就要德昌为他进口几台小汽车。宋棐卿乘机鼓吹其父在天津开行，理由是天津是与上海差不多的商业大埠，近海多便利，经营进口最为合适。这主意却很"牢"，宋传典采纳了，可却断然拒绝了儿子的毛遂自荐，而派他培养多年、办事牢靠的心腹华正宣做了天津"德昌贸易公司"的经理。并密嘱毕正宣设若儿子借天津公司有所举动，必须及时向他通报，并将宋棐卿的学友在公司任职，已成为宋棐卿得力助手的留洋归来的几个人也一律降职使用。 　　一九二八年，张宗昌跑了，陈调元来了。张宗昌已刮地三尺，陈调元刮什么？不刮他一大刮，还当什么省主席？哈，一条肥鱼在这里——张宗昌唯一没刮的"德昌"！于是，宋传典就"理所当然"地，不可避免地背上了根本不相干的足以破家的大罪名：国府要清算军阀，何妨将宋传典列入张宗昌等的"四凶"之内？县今尚可破家，况省主席乎？于是，逮捕查办令发了出来，宋家全部财产的封条贴了上去！宋传典百口莫辩，唯有一逃，集中起可集中的现款，仓惶间，化装后连夜混进三等车逃到了上海。 　　于是，通缉令发了出来。 　　于是，军警频频登门。 　　于是，凡值一点钱的东西都在被封之列。 　　于是，中外客户纷纷伸手，通过各种途径：商会，省府、中介人追索货款，合同索赔，闹得沸沸扬扬。反而闹得陈调元不敢贸然吞下这块烫嘴的肥肉了。 　　宋棐卿呢？ 　　在天津。他觉得机遇来了。 　　他到天津不只是躲灾，而是要收拾残局，保住天津这块阵地，以求救父与东山再起，兴办实业。 按着既定目标积极着手筹备 　　发展实业，像一团火，熊熊烈烈地躁动着他，他要把现代的经营机制引进德昌来，将德昌这个带着泥土味的字号和传统的封建老财式的经营彻底革掉，托出足以强国的实业来，让上流社会多一个名字：宋棐卿；让津、沪的工商巨子多一个名字：宋棐卿！ 　　一九二八年冬。 　　天津出奇地冷。 　　在砭骨的冷风中，两辆小车向法租界六号路驶去，在挂着"德昌贸易公司"的牌子门前，戛然而止。 　　年满三十岁的宋棐卿下得车来，后面是与他年龄相若的青年人，尚有事先得讯赶往车站迎接的经理毕正宣。三十而立，宋棐卿显得更成熟了，他虽内心里滚烫着对临头大难的愤懑与对乃父的担心，可脸上却平静如水，危难当头，宋家唯有他这么个主事人，是万万乱不得阵脚的，正相反，他要以极大的冷静，凭天津这个地利，靠"德昌"这点儿家底，寻求人和，力争尽快振起，设法出脱乃父的莫须有罪名。这需要一大笔花销哇，而他的家，除了天津这点产业几乎已别无长物了。 　　毕正宣可完全不清楚。初时，他还只以为少爷是来避难的，乃至少爷宣布住下来，自任经理，告知他举家迁津后，他才毫无准备地唯有诺诺连声。 　　宋棐卿要大做，绝不再像以往般，做几个赚几个。他的成熟更得力于购买粗纺机的失败，他知道，要实现他的理想，实施他的经营方式就必须有得力的臂助，华正宣是个算盘打得很精的人，因此叫毕正宣做主管帐目与往来文牍的副理实是难得的内务之助。可只有内务之助也只是一半，另一半，外务之助却更为重要。天津的老班底加上他新带来的人，无一足堪方面者，他要不惜重金厚礼寻求。终于很快地寻到了赵子贞。 　　赵子贞，曾经留学法国，专攻机械，更对汽车构造与性能专有所长，为人聪敏灵透，辩捷思谨，是个难得的专业人才兼公关人才，当时正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宋棐卿寻到了赵子贞，也诚聘了赵子贞，更礼遇重任了赵子贞，一到公司就任命为副经理。赵子贞也不负厚望，上任伊始就凭他出众的交际本领拉了一些上层主顾，特别是进口了"飞得禄"牌汽车，兜得飞转，自也带动了其他方面的业务。五六个月间，德昌财势大振，声名大噪，崛起于同业之间，扬名于津门内外，宋棐卿也成了热门人物。 　　名、利双涨间，宋棐卿分外镇定。一来，这还距他的目标很远，二来津门大埠，巨富如林，较那些巨头大贾，他也差得远，位卑而资弱。然而，总算是立住了脚跟，打开了局面，有了可靠、可资实现愿望的基础。 　　他首先要跻身于上流社会。 　　他动用了他的经济与人事的双重基础：一笔可观的费用，几个留美同学。他加入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团体——"联青社"。与许多著名大亨，如仁立公司经理朱继圣，北方航业公司经理王更三，永利久大集团的李烛主、陈调甫，大陆银行副理胡哲甫，西湖饭店经理、大买办雍剑秋等共为社友。在这个社会高层的团体里，无论是置身其间的自愧不如还是经常听取西方信息，再加上一次大战以来新兴的棉毛纺织业的红火，就更煽烈、助旺他心中那团火，发展实业，办毛纺厂！ 　　他不忘故土，山东大地，益都故居，他都甚为眷顾；可他又深恶故土的闭塞，深恶那陈腐守旧式的经营。因而，他甚为庆幸自己终于由闭塞的山东迁来了开阔的津门。他要办实业，也首先要为父亲解脱罪名。"青年会"的能量很大，陈调元又下了台，通辑令取消了，可宋传典也物化了；过度的兴奋激发高血压骤增，因而导致脑血管破裂，未及离沪，便遭猝死。 　　丧亲之痛，推心绞腹，不及交代便奔丧离津。可赵子贞不愧信人，亦不愧能人，经理不在，他一如在时，仍在尽力拉生意。在得到韩复渠（当时尚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欲向德昌订购一台"飞得禄"牌汽车的信息后，当即主动订约，殷勤周到而又甚为得体地亲自把一台新的"飞得禄"送进了当时尚住在北京的韩复渠宅邸：绒线胡同。乘机与韩复渠的副官长孟晓峰攀上了交情。他的学识、口才以及忠诚得体的风度都深得孟晓峰赏识，专门推荐给了韩复渠。赵子贞对韩复渠又以极内行的口吻畅谈了用汽车改装铁甲车的技术与军备的重要性，使韩复渠赞佩之余，大为动心。不久，便为他的亲信孙桐萱所率的二十师改装了四十部铁甲车，专请赵子贞协助。不仅在经济上大有益于德昌，即在关系上也使德昌受益非浅。没几个月，即一九三○年九月，韩复渠即被调任为山东省主席，"德昌"的买卖也因货贾于军、政两途而获利益丰，益都被封的财产也因而得到了启封，因而，也更调来了一笔钱——连根移植天津了。 　　条件具备了，毛纺厂梦该圆了。当时间推移到一九三一年，宋棐卿三十三岁时，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可靠的纺织技术专门人才时，他的二弟宋宇涵，这个留美一意学纺织的学子，学成归国了。 　　出击！ 　　可尚未进军，只一略地，便深感实非易事，津门的地皮寸土如金！宋棐卿凭他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四出活动，终于辗转托请比利时商办的天津房地产公司，在意租界五马路（今河北区自由道）租到了一座附带数座仓库的办公楼，占地十五亩左右，月租白银一千二百两，租期十年。宋棐卿将那几座仓库略加修葺，就变成了厂房，只待进设备了。那套曾令宋棐卿首战败北的英国粗纺机一直依宋棐卿的安排妥善地保存着，如今，总算是派上了用场。厂房粗定，宋棐卿就立即派人日夜兼程地将一套设备运到了天津，经宋宇涵组织安装，厂房内首先具备了一定的设备能力，更委派二弟宇涵通过英商买得四套绒线机，行家弟弟自然不会像外行哥哥当年那样上当。 　　可以开工了么？不行，宋棐卿绝不匆草行事，他要大办实业，因此必须有专门的过得硬的技术专家。为此，他专门委托精明灵透、关系广泛的赵子贞全力物色，并给以决定全权，赵子贞再一次不负重托，拉来了张汉文。 　　张汉文曾留学法国，专攻纺织，恰好也是一位基督徒。学成归国不久，即在上海章华呢绒厂任工程师。章华是个老牌名厂，专织军呢与精纺呢绒，张汉文已在章华任职多年，自也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成为章华的技术台柱。 　　要把这样的一个人从章华老厂中挖出来，谈何容易，赵子贞可谓用尽了周身解数，又奉上了优厚的条件：月薪银元三百（与经理的标准接近），配备专用小车一辆，由厂方承租一栋小楼为其安家。 　　宋棐卿开始了他全新的经营。 招股豪胜，商标定为"抵羊" 　　一上手他就把"德昌"这个传统内局式的牌号连同它的单一家长式的经营方式连根拔掉，说绝不再做代理经营，要真真正正地发展而且大大发展实业。 　　宋棐卿幼萌商志，不愿为官，何况其父一场议长梦，落个悲惨下场，使他更不想涉足官场了。可他深知，不涉足是一回事，借重它又是一回事。在美留学考察中，他强烈地意识到，福特财团的总裁看似不参与政治，对政治亦似不感兴趣，但是，他通过各种高级有益的娱乐活动，保持着与上层政界人物的频繁接触，以金钱与实力赞助着一些人在参众两院的竞选，不仅对议会，就是对白宫、五角大楼，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控制作用。而当时的中国，倘无军政要人的襄护，实业家们几乎寸步难行。因此他不要做官，却要联官。另外，干就大干，既摒弃了传统的稳妥而又牛车式的缓慢的经营，就得放开手脚大作。厂房的租赁与改造，设备的购置，人员的安排，一开始就是大实业的架式。宋棐卿虽赚了较他父亲更多的钱，又转来了济南的家底，可经这一花，已所余无几，乃至捉襟见肘了。这势必严重地延缓发展速度。他不能这样干，一些重要的骨干，如赵子贞，也在看着，是让他们仅做个雇员，还是参与企业的股份，这是他们决定尽多大力，乃至决定去留的条件。益都的"德昌"初始是库牧师与库师娘安排的四股，守旧经营的结果，先两个后一个退剩了宋传典独资，这不是发展，而是倒退，也是老一套的必然结果。宋棐卿正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将宋家一家经营变成多家的股份公司。为此种种，他在厂子刚一定型，尚未投产时，便郑重地提出招股，办股份有限公司，并做出正确的招股决策。仰仗并全权委托副理赵子贞运筹，自然也郑重地申明了招股的理由特别是原则。说这一决定是正确的，那是因为，倘以他本人出面招取，一则他当时还基本是"人微言轻"，二则没有赵子贞那样的社交上高超本领与能量，三则，委托赵子贞，吸收了赵子贞的股份，也使赵子贞因有了进一步利害关系，并得到倚重而更增向心力。赵子贞有与韩复渠及其重要部属的交情，首途济南，在他的说眼下，韩复渠以其子韩嗣燮的名义投资银洋五万；二十师师长孙桐萱也动员其亲戚张慧中入股了五万银洋，一下子拉进了十万官股。加以宋棐卿又拉进了些山东老乡，很快集起十四股，总计二十三万元，并组成了以宋棐卿、赵子贞、宋宇涵、徐燕珊（宋棐卿拉进的股东，他在"联青社"的社友、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亲侄）四人为董事的董事会，由宋棐卿任总经理，赵子贞、宋宇涵为副理，并再度重申，赵子贞仍旧担任德昌贸易公司的副理。有了足够的资金，也有了较强的班底，毛纺公司武装完备。 　　厂名与产品的牌号，在现代经营中实属关系非轻的课题。它们往往不仅影响着实业的形象，而且也反映着主持者的心态。 　　现代经营意识强烈的宋棐卿，绝不掉以轻心，而是郑重地召开公司骨干会议，认真地进行商榷。在厂名的选定上，他首先否定了老字号"德昌"，并指出"德昌"老矣，且一直是代理商的土形象，再沿用于毛纺公司，势必易生仍为代理商的误会，老气横秋之外，叫起来也不响亮。他在形式上抛弃了这个老字号，也在实质上摒弃了老字号的老一套经营方式，并向人，首先向赵子贞表明，他已从感情上放弃了以往的独家经营。因此，在赵子贞的赞同下，取名"东亚"——词新、义新，位于东亚，要崛起于东亚，振奋国人，面向世界。于是，企业的全称就定为"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产品的牌号呢？第一批毛线曾以厂名为牌，称为"东亚"，可宋棐卿总觉得不尽人意，这是中国人自己用那些自产原本上用于出口的羊毛纺出的自己的"国线"，牌号应响亮地道出中国人的志气与雄心。是以，他于生产不到几个月，便又召集骨干会议，认真探讨。在宋棐卿扬中国人威，长中国人志，与外货抗争的主导思想下，赵子贞又根据当时外货的情况，提出了"抵洋"。顾名思义，自是抵制洋货的内涵。实是既响亮又有气魄，宋棐卿当即拍案叫好。可宋宇涵却觉得太直露了一些。然而，对于这个响亮而气派的名号，宋棐卿是必欲使用的。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实业救国，图的就是要与英日的纺织巨头们一较短长。因此，他的脑筋剧转：英商博得运厂的产品牌号是"学士"、"蜜蜂"。日商加滕洋行经销的产品牌号是"麻雀"。"蜜蜂"、"麻雀"、"麻雀"、"蜜蜂"，好，宋棐卿眼前一亮——变洋为羊，羊，特别是雄健、勇猛的抵羊，不足可以驱逐这两只小动物吗？"抵羊"又与"抵洋"同音，听起来具有那么响亮的抵制洋货的感受。两羊相抵，双角峥嵘，四日圆睁，毫不退让，这不也是企业的豪壮形象与拼搏精神么！"抵羊"，"抵羊"！东亚抵羊就是要争雄于世界！因此，宋棐卿在认定商标标准样时也格外苛求，否了不知多少精心的设计方案。最后，他命人带起相机，专门拍了多种两羊相抵的实景照片，这对抵羊也是专门选购、再精心训练的标准羊。可见其重视的程度与用心的良苦。终于，在众多的照片中选出满意的一张，于是这极富形象力的商标便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