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 |
| 陈光甫（1881-1976），江苏镇江人。原名辉祖，后改名浑德，字光甫。早年留学美国，获商学学士学位。一九０九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总经理。一九一五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经理。后又创办中国旅行社。一九二七年后，历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政府委员和立法委员。后去台湾，并继续在香港、台湾经办金融与投资事业。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台湾逝世。著有《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等。 机遇在艰难勤奋中到来 陈光甫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江苏省镇江。父亲名仲衡，以经商为业，曾在镇江小闸口开设陈仲记字号，做进口火油生意。共有子女八人。陈光甫是陈家的次子。他年幼时体质很弱，经常生病，长到七八岁上，才渐渐地学会了说话。仲衡夫妇见孩子如此体弱多病，总是忧心忡忡，他们并不奢望这个孱弱的孩子将来能够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求老天保佑他平安长大，自食其力也就心满意足了。镇江地处长江下游，水上交通极为便利，商贸活动频繁。一八五八年按中英法天津条约开辟为通商口岸后，进出口货物日多，贸易额猛增，能与上海和汉口媲美。随着商贸事业的兴起，经营汇兑业务的钱庄逐渐兴盛，而且势力不亚于上海，与扬州在上海经营银钱业者合称扬镇帮，与宁绍、苏常、潮汕三帮旗鼓相当。 当时，镇江还没有铁路运输，也没有工业，是个经商谋利的宝地。但是，由于经营不利，陈光甫的父亲陈仲衡只得停业转向。经过反复权衡，陈仲衡决定另谋出路。于是，他便到汉口的祥源报关行去当职员。 报关行负责代替进出口商人向海关申办报税手续。当时海关大权被外国税务司操纵，办理报关手续，自然免不了要同这些外籍人员打交道，而且必须用英文填写报关表格。 陈仲衡略通英文。他想：精通英文的买办们，工作清闲，收入稳定，头脑灵活点还可赚大钱。英国人在中国开办商业，实力雄厚，是棵大树。如果能在这棵大树下乘凉，比较踏实。眼前外国人都视中国为肥肉，争先恐后来中国搜刮，并且看中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若能精通英语，选择职业的路子就宽了。于是，他到汉口不久，便决定将光甫接到汉口来。 光甫乘船逆江而上，只见：云外远山耸翠，船边近水翻银。光甫自小第一次离家，见到这般景象，好似进入仙境一般。他第一次领略到世界如此之大，如此深奥莫测。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走遍天下，不但要在中国走，而且还要到外国去看看。他到汉口后，被父亲送进报关行当学徒。 祥源报关行门前挂着比利时国旗。原来，报关行的东家是借用比利时人地赉的名义。地赉曾经在上海法租界内当过巡捕。借用他的名义当然不会白借，报关行的东家每年要送给地赉酬金三四百元之多。 在陈仲衡的安排下，光甫开始学习英文。启蒙老师就是这位地赉。学习要付学费，每月向这位洋老师交纳酬金二元。 学徒生涯，苦不堪言。这个自小在父母爱抚、兄弟姊妹照顾下长大的孱弱孩子，如今承当起成人的负担，每天清早即起床，开启房门，随之一天的杂务便开始了。倒尿缸，打扫厅堂，侍候主人们洗嗽。开饭之时，等候在主人左右，随时为主人添饭。有客人来时，即马上奉茶。晚上关闭房门，也理所应当是他的职责。 夜里睡在地板上，夏天便睡在凉台上。时常吃不饱。但陈光甫时刻不忘父亲的嘱咐：每天清晨听到汉阳铁厂的汽笛声，便起床读书。 就这样，光甫熬了七个年头。值得庆幸的是，他不但没有累垮，反而学得很精灵。他处处留意，事事用心，不懂就问，不告诉就偷艺。渐渐他心目中的问号逐渐消失了，变成了知识。就这样孜孜以求，刻苦钻研，学到了许多有关商业和金融方面的知识，而且学会了如何灵活应对各种人与事。英文也大有长进。 有一次，他从国内土产的输出报关和国外洋货的输入报关中，了解了国内产品在国外的消费市场，和洋货在国内的销售情况、运输渠道、结算货款和垫借贷款的方式等等，亲身体察到贸易、金融、信贷等方面的新知识、新事物，无形中启迪了他对这些事业的兴趣和追求，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滋生了对这一职业的浓厚兴趣。更大的收获是他无意中得知那些懂得英文的海关、邮政人员，待遇比一般人优厚，而且逐步升迁的机会很多。光甫从心底佩服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明白了父亲为何将他带到汉口来，又不惜一切代价让他学英语。眼下的客观现实深深地教育了他，对他学习英文的积极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于是他更加主动地去刻苦攻读，务求有所长进。此时，他才理解当初在私塾里背得烂熟于胸的"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的含义。 工夫不负有心人。一八九一年，陈光甫考入汉口海关，时年十八岁。当时海关兼管邮政业务，光甫被分配在汉口邮政局做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兢兢业业地勤奋工作，牢记"因而知之"、"勉而行之"的古训，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他逐渐精通业务，并深入了解了邮局严格的人事和业务管理制度。 光甫的工作态度深受上司的赏识，不止一次地给予嘉奖。朋友们都来向他祝贺，其中与光甫最要好的算是和他一同考入海关的杨郭甫和与他同在邮局工作的杨介眉。 由于光甫工作成效显著，江汉关税务公司委派他一项重要工作。 早在一八０三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一千五百万美金收购了法国在北美的大片殖民地，包括密西西比河以西、洛矶山脉以东、北抵加拿大、南至墨西哥的广阔领土，总计五亿二千九百余万英亩，约合法国在欧洲大陆面积的五倍。为了庆祝购买包括路易斯安娜州在内的这一大片领土一百周年，美国发起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举办国际博览会。中国是被邀请赴美参展的国家之一。但当时清政府中的官员们，对于这件事毫无经验，于是把这次参展的筹备工作，包括所有出展物品的征集等事项，全部委托总税务司交由各地海关承办。江汉关税务司委派陈光甫专门负责登记经汉口海关征集的准备运往美国参加展览的各类物品。 一九０二年，光甫满心欢喜地承接了这个差事。没有想到事与愿违，一些外籍职员，傲慢得很，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往往采取歧视的态度。陈光甫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一天，又有一位海关的英籍职员以藐视的恶劣态度对待他，他忍无可忍，一怒之下，辞职而去。 辞职后，陈光甫到汉阳兵工厂谋职，经过考核担任英文翻译。他仍是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博得了该厂经理景维行的赏识。景维行见他天庭饱满，鼻直口阔，面色白皙，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机敏和干练，觉得这小伙子潜力很大，日后定能有所作为，于是招之为东床快婿。 大洋彼岸的深造 太平洋轮船公司的"中国号"轮船，即将启航了。岸上站着一对恋恋不舍的新婚夫妇。陈光甫看着妻子的眼睛：眼睛里滚动着泪水。景小姐仰望着他的眼睛，和他靠得更紧了。陈光甫觉得她今天美得十分迷人。一件绛红色缎子连衣裙很薄，上面的褶纹软得动人心弦，悉索作响，将她的腰身包得很紧，因而那优美的双臂、隆起的乳房和修长的大腿显露得十分清楚。轮船远离上海码头，驶向大洋深处。陈光甫依然伫立在甲板上，凭栏望着月亮，望着波涛，久久未动。 买办出身的景维行，与湖广总督端方交情甚密，因而请准端方，委派陈光甫为湖北省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办事员。这样，才有了陈光甫的这次跨海之行。 一九０四年年底，国际博览会终干闭幕了。美国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常。人们忙着准备在圣诞树下，与孩子们一起迎接圣诞老人为他们送来的节日祝福。 陈光甫目睹这一切，一种难以遏抑的乡思，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他思念他的祖国、他的镇江、他的亲人、他的爱妻。 参加博览会的这几个月，对陈光甫来说，初时感到新鲜，继而感到乏味，最后感到自卑。 使他感到新鲜的是，既有海上长途旅行的诱人风光，也有美洲大陆的独特风采，更有博览会上各个不同国度送来参展的琳琅满目的产品。西方先进国家送展的工业产品，使他惊羡，感叹，大开眼界。 相形见绌，中国送来参展的物品，显得十分落后。参展物品以农产品为主体，其余的仅仅是把国人平素常用的衣饰器具等日用物品做成模型，附带展览。 面对这些难以与洋货抗衡比美的国货，年轻的陈光甫，做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展览，使他失去了新鲜感，越来越感到单调、乏味，如同面对塾师的威严目光死啃硬背那些难认难懂的古文一样。 而每当他偶尔看见外国参观者的藐视目光，或听见他们的晒笑时，他的内心都充溢着难以忍受的自卑感。 他自卑于参展的这些国货的落后，自卑于国内生产状况的落后，也自卑于国家整个境况的落后。 面对这些，怎能不让他深思呢？他深思着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自己出生在一个国势日渐衰败、列强步步入侵的历史时代。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从记事时起，他经历了甲午年的中日战争、戊戌年的维新变法和庚子年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这些重大事件，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流着血的创伤。 陈光甫从报章书籍以及人们的街谈巷议中，感到国事越来越堪忧虑，中国有被列强瓜分吞噬的危险。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也体会到外国人对华人的欺凌、歧视和侮辱。 他不甘心忍受这一切。想到此，他握紧拳头立志留在国外，求学深造，寻觅兴业救亡的道路。此时正是天赐良机，岂可失之交臂？他想起前些时候，在博览会上意外地看见了敢于公然反叛朝廷的"大逆不道"的孙博士忽然出现在眼前，使他感到惊惧惶恐、惴惴不安。孙中山先生端庄的仪表和豪迈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他。孙先生的盛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光甫早已听说，如今偶然相遇在异国，真是天意。 他鼓足勇气叩门拜访孙先生。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询问了他的情况。两人促膝交谈两小时之久，孙先生说； "列强对中国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政策：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另一种是拥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对于固守前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无需乎去提醒他们那种政策是潜伏着危险与灾难的，俄国在满洲殖民地的情况已表明了这一点；对于执行后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敢大胆预言：只要现政府存在，他们的目标便不可能实现。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了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历史证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等阶段。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即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因此，我认为，如果维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的善意与义快行为，是对目前摇摇欲坠的满清王室的支持，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代替旧政府。这样，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能解除其他国家插手维护中国独立与完整的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定出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把他们从现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中国现今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艰巨的，……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敞开。……" 陈光甫对于孙先生讲的这一番道理，此前未闻其详，今日当面聆听，备感心悦诚服。孙先生极其诚恳地说： "你参加兴中会吧。" 兴中会是革命党人的组织，与华兴会并称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大骨干组织。孙先生的意见来得太突然，他从未想过。他低头思忖片刻说： "我一心想的是自己矢志求学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实业救国的本领也还没有掌握，眼下马上投入政治斗争，放弃求学的机会，实难接受，请先生原谅！" 孙先生听了陈光甫坦诚的想法，点头说道： "你的想法我很理解。你要努力学习，学成之后，报效国家。"孙先生的谆谆教导，陈光甫铭记在心。为了表明自己对先生革命运动的赞同和支持，他拿出五美元献给先生，深致同情与崇敬之意。五美元不算多，但对于孙先生来说，他看重的当然不是钱数的多少，而是眼前这位年轻同胞的一片热诚。 陈光甫没有随展团回国，他抑制着与亲人重聚的愿望，继续留在圣路易市，进入一所商业学校，学习打字、簿记及商业文件信函等方面的知识。 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又感到不满足。他需要更多的知识乳汁，浇灌心头硗薄的荒田。 于是，他与几个朋友一起，转而进入依阿华州印地安那镇的辛普森学院。 这时，他的经济发生了危机，手头拮据，生活窘迫起来。他眼望星辰，心中盘算着：怎么办？中途退学吗？能有今日的机会不易啊！难道要失之交臂吗？不！决不能！ 他到华盛顿，找到当时中国驻美国的公使馆，请求予以资助。当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称赞陈光甫的求学意志，特别批准每月给予陈光甫津贴美金一百元。同时，他又从岳父那里继续得到了资助。次年冬天，陈光甫转学到俄亥俄州的俄亥俄卫士林学院。一九０六年，又转学到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登商学院。 能够进入这所驰名世界的高等学府，陈光甫自然感到欣慰。机会难得，如愿以偿，他信心百倍，决心在学海之中，乘风破浪，不畏艰险。然而，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一帆风顺，都有沟沟坎坎。 光甫早年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再没有进过学校，学业荒疏，基础较差。这给他带来很大困难，他深感学习吃力。于是，他起早贪晚，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加倍努力。 陈光甫缺少系统的课堂知识，当然对他的学习深造形成障碍，但他当学徒及在海关、邮政部门工作时的许多有关经济贸易、商业金融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他的学习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利用自己所长补己之短，把课堂上老师讲授的知识及课本上的理论阐述，与他过去和现在的实际观察和切身体会联系起来，互相验证，从而逐步加强理解，渐渐融会贯通，终于掌握了系统的近代商业、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新理论和新知识。这样，陈光甫于一九０九年从商学院毕业，并获得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又到百老汇信托公司实习两个月，才启程回国。 陈光甫归心似箭，此时，他春风满面，圆润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晕，浑身喜气洋洋。他时而拂拂刚刚梳理得非常整齐的头发，时而把头转来转去，环顾着这间宿舍——与他朝夕相伴了三年的小屋，似乎他不是在华登商学院，而是回到了镇江，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 改组官钱局 陈光甫回国后，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上奏清朝政府，请求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以表示朝廷兴办实业的意向。后来朝廷调端方任直隶总督。此时已是宣统元年，曾经统治中国臣民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和皇帝光绪在前一年先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一年举办老太后归葬大典。端方想起当年老太后与皇帝因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而仓皇逃到西安的情景。那时担任陕西巡抚的端方因为拱卫周备，深受宠信，得以擢升。大概是为表忠荩之心、铭恩之意吧，他在东陵拍摄了老太后的葬仪。不料此举却触怒了监国摄政王载沣，将他免职。他所倡导的南洋劝业会，改由他的后任总督张人骏继续筹办。具体负责筹办事项的是道员陈琪。这位杭州人曾经是主持中国赴美参加国际博览会各项事务的官员。陈光甫和他同时赴美。博览会期间，陈琪向国内呈送会上见闻报告时，陈光甫经常帮助他翻译有关文件，供他选用，二人因而彼此相熟。他深知陈光甫颇有才干。知道光甫学成归国后，他特邀陈光甫参加劝业会的筹备工作，并委任陈光甫为该会的外事科主任，负责招待与会的各国来宾，并照料劝业会开设的展陈各国产品的展馆。 当时，社会已经处在辛亥革命前期，百姓对清朝的腐朽统治深怀不满，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理论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受时代气氛的影响，加之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交往，陈光甫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运动深表同情，并常同年纪相当的好友议论时政。他们悄悄商量，怎样才能为革命尽一份力量。 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视，邀请他住理财务，并进而受到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 此时的陈光甫非常活跃，他常常与朋友们聚会，畅谈"国家兴衰，匹夫有责"，并为革命担忧。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一次聚会上，他们谈到了要改变裕苏官钱局的现状。 "诸位，你们说，若革命一旦发动起来，必然需要大量资财。这笔经费如何才能筹措得到？" 众人听了，都目瞪口呆，一时无言可对。半晌才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众说不一，终没有一个切实可行之法。陈光甫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说： "可否在江苏的裕苏官钱局作点文章？" "主意倒是好主意，只是如何实施呢？" 友人的话提醒了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改变官钱局的现状。裕苏和裕宁两个官钱局，是当时江苏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中国第一家官办银行，是一九０五年八月在北京开办的户部银行。这是继一八九七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后，由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二家全国性银行。该行一九０八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这一年还由清朝邮传部奏准成立了交通银行。当时的私家银行，继盛宣怀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后，已有由周廷弼集资于一九０六年在上海创办的信成银行、由虞洽卿等于一九０八年创办的四明银行、由盛揆臣及其家属于同年设立的裕商银行以及一九０七年成立于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这些银行的创设，标志着中国金融业民族资本势力的兴起。而当时在华的外国金融业，自一八四五年闯入香港和广州的英国东方银行（两年后在沪所设分行称丽如银行）之后的二十年间，就有十家英国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到十九世纪末期，尚存的有英商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和处于旧中国金融业霸主地位的英国汇丰银行，还有许多外国银行在华设置的分支机构。 面对众多的中外公私银行，陈光甫的事业心受到强烈的怂恿。他不满足于裕苏官钱局的经营现状，希望自己能够一试身手。他经常找专家与他们详细研究，认为可以利用格苏官钱局拥有钞票发行权这一优势，加以改组扩展，兴办江苏兴业银行，以开拓江苏财政。 他把这些构想写成条陈文书，到苏州向巡抚程德全当面陈述。程德全采纳了他的建议，撰成本章申奏朝廷核准实行。陈光甫热切地盼望着朝廷的恩准。可不久便有消息说本章被留中不发，陈光甫的满腔热情盼来的是一盆冷水。但陈光甫没有灰心，他耐心地等待新的时机。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给古老的中华大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也给陈光甫带来了一展宏图的良机。由于程德全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得以就任江苏都督，他委任陈光甫为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的重职，辅佐财政司长应得闳督理全省财政。陈光甫时刻没有淡忘改组裕苏官钱局的创议，于是重新提起此事，当即获得当局通过，江苏银行从此诞生。总行原设苏州，不久即迁上海。在苏州时，应德闳为银行正监督，陈光甫为副监督。迁沪后，陈专任总经理。额定资本一百万元，由旧藩库拨出现银六十万元，后又收到津浦铁路债券四十万元。 十年寒窗苦，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陈光甫踌躇满志，决心干一番事业。 首先，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是他采取的两项重大举措。江苏银行是江苏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依照旧例，理应设在省会所在地苏州。总行迁往上海，一则可以使银行处在全国金融中心的环境当中，便于业务发展。再则，他认为银行应该具有独立性，不应该成为政府机构的工具。离开省府，力求使银行力量少受政府的干预和操纵。至于停止发行钞票，也是出于他的深思熟虑。银行开业之初，曾在商务印书馆及英商某公司订印钞票。陈光甫一开始就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确定不滥发行的原则，并对发行工作严加管理。该行所发行的钞票，都在事先准备好现金，并将每天所发行的数字开列清单，送到各大报纸公布于众，以此举向世人昭示江苏银行具有十足的信用。后来他考虑到，如果保留发行权，省政府见钞票随时可以发行，将会误以为向银行借款是天经地义的事，银行必然会重蹈过去官钱局的覆辙，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从事业的长远着眼，他参照美英等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决意放弃发行权。 然后，他又采取了一些新式的经营方法：聘用外籍银行的华人买办作江苏银行的董事，以便于与洋行的业务联系；采用新式银行帐簿，请来洋行的会计主任到本行指导；在上海、无锡设立货栈，提倡对物信用；重视储蓄业务，多方面诱导和吸收储资；聘请住沪外籍著名会计师，每半年彻查全银行帐目一次，并对外公开，增强银行的信用；在行内设立传习所，为青年行员补习国文、英文、簿记及商业地理等科知识。他亲自讲授英文，以提高行员素质，增强银行的办事效率。 这些新措施，多具首创精神，革除了以往各省官银钱局的旧风习，在中国金融界树立了一种崭新的风气，其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 江苏盛产蚕丝，而丝、茶向来是我国对外出口的大宗货品。江苏银行实行收茧抵借的办法，由银行派出人员到各地茧行，按照茧行向蚕农收取蚕茧数量的多少，发放不同额度的钱款。蚕茧收上来之后，经过进灶烘干、缫丝、打包等一系列工序之后，把成包的蚕丝运到江苏银行的贷栈内存放，可以作定期押款。这自然为茧商提供了许多便利，也促进了蚕丝的生产和贸易。 难能可贵的是，陈光甫规定派往各地的办事人员，不收贿赂，不受招待，不举荐私亲故旧，减少中间盘剥，保障蚕农茧商的正当利益。 陈光甫原打算取得外国银行的合作，参与洋行的平等业务交换。但当时外国银行的洋员们一个个趾高气扬，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陈光甫见此情景，气得全身的血都往头上冲；眼珠仿佛都要滚出，红得可怕；脑门上的青筋凸了出来，好像一条毛虫。他心中憋着一口气，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决心办好中国人的银行，为中国人争口气，与外国银行一争高低。 袁世凯要杀他的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陈光甫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杀身大祸悄悄地乘虚而入。民国初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夺去。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贪得无厌，又要阴谋策划实现他的皇帝美梦。一九一三年，他先阴谋刺杀了曾主张民主立宪、反对他专制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后又非法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英磅。这两件事，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原来，一九一三年，在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长沙、武汉、上海、南京各地不断发表演说，主张民主立宪，反对袁世凯专制。袁世凯授意其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赵秉钧即刻指使国务院官员洪述祖，于三月二十日将宋教仁刺杀于上海车站。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陈光甫忧心忡忡。 形势如闪电般飞速发展。不久，孙中山从日本回国，积极组织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不料，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于六月九日下令免去江西都督、老同盟会会员李烈钧的职务。七月二十日，李烈钧率部采取反袁军事行动，占领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于是"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不久，黄克强由上海到南京，与第八师师长陈之骥一同到都督府，要求程德全宣布独立。开始程德全有些犹豫，后经说服，终于妥协。由黄克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程德全因病回上海养病。后来，上海也成立起讨袁军，总司令为陈其美。陈光甫听到这接二连三振奋人心的消息，激动不已。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讨袁军纷纷失利，孙中山、黄克强、李协和、陈其美等再度亡命东瀛。"二次革命"归于失败。 小人得势，岂肯善罢干休！袁世凯下令捕杀革命党人，变本加厉地屠杀人民。据有关资料记载，他听说肇和兵舰炮轰江南制造局，参与革命，并得知其开支来自江苏银行，便发怒道："江苏银行总经理竟敢动用银行资金支持军事行动，来反对我袁大总统？实乃胆大包天！"于是，他下令杀掉陈光甫。 正当陈光甫的生命岌岌可危之际，有人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袁世凯的手今，被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麇看见。张一麇是江苏吴县人，一九０三年曾经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幕僚。一九０八年袁世凯被清廷放逐，回到河南项城原籍，张一麇也随着被解职还乡。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经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筹办民政。当时陈光甫正受程德全委任，以副司长身分，协助办财政。后来，张一麇受袁世凯电召入京，就任总统府秘书长。他对陈光甫的为人早有了解，又是同乡，岂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张一麇想方设法在袁世凯面前为陈光甫开脱说： "江苏银行的资金，是在军人持枪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陈光甫也是出于无奈。如今下令严处，似有不妥。大总统一向奖惩分明，令人心悦诚服，万不可因此事落下话柄。不妨留待进一步查明实情之后，再作处置。"袁世凯闻听，觉得言之有理，也就无话可说，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二次革命"时，张勋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派往江苏任都督，并派张寿龄为江苏财政厅长。 真是祸不单行，陈光甫刚刚躲过杀头之祸，又迎来另一场灾祸。张勋和张寿龄上任后，立刻责成陈光甫把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抄报上去。 陈光甫按此命令，感到可笑，这简直是毫无道理的蛮横行为。他深知二张手中不仅掌握着权柄，还握有刀柄。这些军阀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然而，顺从他们的要求，屈服于他们的淫威，岂不是对不起存户吗？自己怎能做无信无义、无廉无耻之人呢？ 陈光甫思前想后，便决定挺直腰杆，面对这些恶魔，他以银行有为存户保守秘密的义务为由，拒绝呈报储户名单。并将此举提交银行董事会讨论，获得赞同。随后他提出辞呈。 陈光甫的所作所为，令张勋惊叹不已。他没有想到一个文文弱弱的洋书生，竟敢抗命不遵。于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这场风波被上海《大陆报》记者周锡山知晓，便把事实真相披露于报端。 人们对陈光甫敬佩不已，纷纷为陈光甫抱打不平。陈光甫虽然丢掉了职务，得到的却是社会的赞誉。孙中山先生在报纸上得知陈光甫的磊落卓行，非常赞许。他没有忘记这位在大洋彼岸结识的小友。他为中国出现这样年轻有为的金融实业家感到骄傲。 陈光甫没有被军阀的气焰所吓倒，他没有气馁。陈光甫望着西子湖里春水泛滥，树木已经抽出新芽；在生机盎然的绿野上空，百灵鸟在飞翔，空中回荡着快乐的歌声。他的心也随着百灵鸟在飞翔，编织着自己重新创立的人生轨迹。这是他一生的又一个转换点。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他手中诞生 陈光甫正酝酿着，要创办一个不依赖官府、不受官僚政客们操纵、可以自主经营、自由发展的新式私营银行。当时，中外公私银行集中于上海，可谓山深而林密。 一九一五年，在上海租界内的外商银行，计有美国的花旗、菲律宾、汇兴，英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法国的东方汇理、中法实业，日本的正金、台湾、朝鲜、三井、三菱、住友，德国的德华，荷兰的荷兰、安达，俄国的道胜，比利时的华比等资金雄厚的银行。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分成两大军事集团，交手较量。为争夺霸权和殖民地势力范围，英、法、德、俄几国互相火并，无暇东顾，暂时放慢了对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东方大国的侵吞步伐。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交通运输、商品流通、金融信贷相应随之扩展。至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在上海的中国公私银行，其总行或分支机构，计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四明银行、聚兴诚银行、盐业银行，以及浙江、江苏、山东银行等十余家。其中有树大根深的旧有银行，也有长势颇劲的新建银行。 此时，上海的钱庄，发展势头也很猛，由一九一二年的二十八家，发展到一九一五年的四十九家。其中永丰、福康、顺康等家，具有相当可观的实力。 在这样环境中，要开辟出一条路，创建一个新银行，具有几分可行性？发展前景可观还是堪忧？而且，当时的陈光甫，缺少开办银行的必备条件——雄厚的资金。他几乎近于两手空空。 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光甫首先找到他的两个挚友张嘉敖和李铭。他们三人在上海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他们兄弟三人都曾就读私塾，对于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皆有相当的基础。都是出洋留学的洋学生。所学专业相同。都曾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有从事银行工作的共同经历。而且年龄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 张嘉敖，字公权，江苏宝山人，一八八九年生。十二岁曾随他二哥张嘉森（字君励）在上海学习法文。后在家乡从师学儒学。十五岁中秀才。十七岁赴日本，在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留学期间，结识梁启超。由于学费无着，未及毕业，提前一年辍学返国。思想开明，曾从事政治活动。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经南京临时政府批准的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旧址开始营业，正需金融方面专门人材。经梁启超介绍，他于一九一三年底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李铭，字馥荪，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七年生。幼年曾读私塾，并曾入杭州教会学校。一九０五年赴日本，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专攻银行学。毕业回国后，一九一二年任设于杭州的浙江银行稽核，嗣后升迁该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初时，陈光甫向二人征求意见时，没有得到他们的赞同。二人从实际出发，顾及到开办银行，必须有一定额度的资金为基础。而筹措大量资金，谈何容易！ 陈光甫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 那么，用什么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呢？ 陈光甫牢记古训，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他认为自己的银行可以为大银行服务，只要其服务能力足以取信于大银行，即可利用大银行的资金。另外，可以利用优良的服务，吸收储蓄存款。他早已发现，洋商银行一向注重与政府进行交易，以及与外国商人打交道，而忽略一般小商平民。洋商银行的广厦，以及办公使用的外籍语言，使一般小商平民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若有服务周到的银行出现，正迎合这些人的需要，即使资本不大，也可以不动声色地与各洋商银行逐鹿竞争。因为，洋商银行资力雄厚，难与抗衡，只有从服务方面入手与之竞争，才能够扬我之长，克彼之短。 因此，陈光甫认为，先集资五万至十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如果真正能够有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陈光甫用他锐利的目光，发现了银行之林中尚闲置着的大片隙地。这隙地虽然遍是榛莽，但只要肯于开掘，不避艰辛，定然会有一条通途出现在脚下。 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透辟分析，特别是他创业的胆识和披荆斩棘的勇气，使二位挚友深深佩服。于是，三人同心协力，积极着手筹备起来。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业。该行开业之前，于四月十七日召开创立会，也就是首次股东会。股东共有七人，出席创立会的仅有四人。陈光甫当然是必到者。另外三人是庄得之、李馥荪、王晓籁。未能到会的三位股东，分别由李馥荪和王晓籁二人代表。李馥荪当时任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王晓籁是浙江萧山通惠公纱厂上海办事处主任。 会上选出七名董事，也就是仅有的全部七名股东。董事会推举庄得之为董事长，推举陈光甫为总经理。 庄得之，名录，江苏省武进人，清末洋务派官僚、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人盛宣怀的远房亲戚。曾经在张之洞、李鸿章手下筹办军需，有候补道台的名衔。沪宁铁路筹建时，他曾参与其事。一九一二年起，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间，他先在位于上海的专门从事军火经营的奥地利信义洋行当买办，该行后来与德国的礼和洋行合并，他继续以买办身分供职。大战爆发后，该洋行停业了。 有这样一位合作者，对于陈光甫实现开办银行的理想，是十分重要的。在首次股东会上，议定该银行开办时的资本额为十万元，庄得之当即认股二万二千五百。陈光甫财力单薄，仅认股五千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垫支的。陈光甫与庄得之是经李馥荪介绍才相识的，初相识即能真诚合作，而且并肩联手敬业多年，实为可贵。仅以十万元的资本开业的这家银行，其资本额是当时上海各家银行中最少的。那一年，其他银行中的洋商银行与中国官办银行的资本，自不必拿出比较。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中，资本最多的是拥有一百九十万元的盐业银行，资本最少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也拥有二十五万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众行之中起步最低，难望各行项背。它的资本额甚至不及几个有名的钱庄。 当时，人们把这家银行叫做"小小银行"，或者叫做"小上海银行"。大上海中的小银行，倒也名实相当。然而，当年身处海外的一位伟人，却在这家小小银行诞生之初给予格外的关注。 一天，一个职员进来说："经理，有人要见您。" 陈光甫正忙得不可开交，头也没抬说："请他进来吧。" 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陈光甫抬头一看，不觉一愣，惊讶地喊道："是你，老朋友！" 来人名叫孔祥熙。他与陈光甫相识十余年了。当年，陈光甫在美国参与博览会工作时，孔祥熙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曾利用暑假时间前去圣保罗参观博览会，因而与陈光甫相识。同是身处异乡的年轻人，两人谈得很投机，从而结下交情。 孔祥熙满面春风地握着陈光甫的手说： "我今日是受人之托而来。" "您受何人差遣？有何公干？" "中山先生委托我，给小上海银行送来一万元股金。" 陈光甫闻听深受感动，他感谢中山先生在他处境艰难的创业初期，给予他的理解与支持。而这种理解和支持的宝贵，其价值决不是用钱数可以衡定的。 光甫怎能不受感动。此时，中山先生正在一衣带水的东瀛，组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他在百忙之中还能想到自己这个小人物，是何等难能可贵！ "孔兄，你近来可好？" "我早已成家，妻子是宋霭龄。今年初中山先生与内妹宋庆龄也结为眷属。" 陈光甫高兴地说： "恭喜！恭喜！如今孔兄已与先生是姻亲了。" 随着中山先生的慷慨投股而来的，还有宋庆龄、宋子文等宋家姐弟的母亲倪桂珍投来的五千元股金。 巧妙的经营艺术 徐徐的夜风，吹拂着面颊。星光之下的西子湖，那平平展展的水面，没有一点波澜。这与陈光甫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反差，此时他正心潮起伏。他倘祥湖滨，身影映在湖中，与湖中的山光树影一样，都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人声静寂，这世界好像就剩下他和伴着他的西子湖了。他想起了白天遇到的外商银行的一位要员，竟断然说，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办好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陈光甫的心，使他不由想起汉口报关行的英国职员傲慢的神态、国际博览会上洋人们藐视的目光、素日与洋商银行打交道时遭到的冷遇和白眼……面对这些压力和刺激，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办个银行给他们看看！ 当时的中国，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帝国主义列强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那时中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是帝国主义银行的天下。其中尤以英国汇丰银行势力为大。 外商银行通过对中国钱庄的操纵利用，以达到其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洋商银行只收钱庄的庄票，不收银行的本票。外国银行还向钱庄提供贷款，钱庄的庄票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银行票据也要委托钱庄代理交换。因此，钱庄成为国内商业金融的枢纽。国内官办银行或资本雄厚的银行，尚可有一定活动余地，必要时可以用租界上的地主官契道契作抵押，向外商银行借款。一般银行则无此条件，甚至于想在外滩租界内的洋商银行开立一个户头，都相当不易。当时外商银行的买办，傲慢得很，凭借手中握有道契，可以用作借款，有财力为银行垫支款项，与官府、洋人都有往来，左右逢源，成为"上等华人"。 而陈光甫当时财薄力微，根基尚浅，社会声望还不算高，在当时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还不及一个洋商买办。上海银行开业之初，不但没有官办银行或资本雄厚的银行可作押借款的道契，也未取得像钱庄那样与洋商银行进行业务往来的资格。 审时度势，上海银行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外商银行与钱庄及国内大银行之间的夹缝中寻求生路。 当时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变故频繁，内地的官僚、士绅等有钱人，多把资财转到上海，存入租界内的洋商银行，凭借外国银行在租界内享有的特殊权利，寻求对财产的安全保障。同时，一般中产者及广大百姓，尚有许多闲散资金。陈光甫对于这些情况早已了如指掌。因而，他拿定主意，想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的办法，迅速扩大银行资本，开拓出一条可供通行的路。 为此，光甫明确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他把这一战略性口号，作为上海银行的经营方针，并作为行训，要求全体行员必须遵守。 陈光甫提出"服务社会"这一举措，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 上海银行在业务方面，通过庄得之和陈光甫的社会关系，征得一定数额的存款。同时开展往来存款业务。 上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的吸收。当时钱庄对于小额存款持轻视态度，根本瞧不上眼。特别是对于银元存款，一般不付给利息。陈光甫则有金融企业家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当时银两与银元并用的局面应该改变，也终将改变，因为货币的混乱，对工商金融业造成许多不便。他看到银元的使用范围必将日渐扩大，而小额储蓄又有比大额存款更加稳定的特点。因此，陈光甫力倡银行开办小额存款，不嫌麻烦，务求广为开展。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是少有的。 紧接着，陈光甫又提出一元钱即可开户的规定，这在当时金融界可以说是一花独放。 此举引起了各界的不同反响。一般平民从心里欢迎上行这一举动，欣赏它大众化的特点。但金融界中也有人对上行此举不以为然，并且故意难为陈光甫。据有关资料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颇能说明此举的影响。 有一天，上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绅士怀揣一百块银元。趾高气扬地声称要开立一百个户头。 银行的雇员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雇员们热情与彬彬有礼的行为，使这位绅士心悦诚服。 上海银行"一元开户"的举动，初时虽曾遭人讽刺，后来却备受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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